----中国史记研究会这十年（2015--2025）
朱 枝 富
【摘要】
中国史记研究会这十年，从2015年到2025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举办了9次《史记》研讨会，有1000多名学者参加；出版了10集《史记论丛》；编纂完成了《史记疏证》；开展了司马迁生年疑案研讨，初步得出结论；等等。朱枝富参与了所有的《史记》研讨活动，是《史记》研究的骨干分子。因此，特约他撰写中国史记研究会这十年（2015--2025）的总结性文章。他立足于《史记》研究的学术贡献，从十个方面来阐述：一是编纂出版《史记疏证》，铸就时代丰碑；二是开展司马迁生年疑案百年论争梳理，得出阶段结论；三是总体价值、人文精神，《史记》研究之魂；四是华夏文明、孔子儒学，加强溯源研究；五是旅游、民族、军事文化，强化专题研究；六是《史记》传记人物研究，结出新的硕果；七是《史记》文本注释研究，取得新的进展；八是《史记》地方文化研究，绽放新的光彩；九是《史记》古为今用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十是对《史记》传播等其他方面的研究。
【主题词】
司马迁；《史记》；中国史记研究会；《史记疏证》；学术贡献
【作者简介】
朱枝富（1955-），江苏东台人，研究生学历，江苏省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致力于《史记》研究
2015年10月，中国史记研究会与渭南师范学院共同举办了“《史记》与人文精神——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的纪念大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这标志着中国史记研究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史记》研究更上一层楼。2025年11月，中国史记研究会与渭南师范学院、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共同举办了“《史记》研究的现代价值——司马迁诞辰2170周年暨《史记》研讨会第二十二届年会”，把《史记》研究推向新的高潮。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于2000年，到2015年，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在这十五年中，召开了十三届《史记》研讨会，出版了十一集《史记论丛》，还组织大型课题“项羽死于乌江考”等研究，陆续出版了《史记教程》《史记论著集成》《史记通解》等研究专著，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大的。
从2015年到2025年的这十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在会长张大可先生的带领下，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除了“非典”严重的二年（2021、2022），召开了9次《史记》研讨会，分别是渭南研讨会、重庆研讨会、张家界研讨会、浦口研讨会、兰州研讨会、曲阜研讨会、咸阳研讨会、太原研讨会，每次都有一百多名专家学者参与；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十集《史记论丛》，九次研讨会每次出版一集外，还有一次研讨会因“新冠”原因未能开成，但《史记论丛》还是编辑出版，共收录论文738篇，828万字；组织开展了司马迁生年疑案等重大问题研究和《史记》若干重大课题研究；每次研讨会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渭南研讨会是“《史记》与人文精神”，重庆研讨会是“《史记》与巴渝文化”，张家界研讨会是“史记与旅游文化”，浦口研讨会是“《史记》与项羽文化”，兰州研讨会是“《史记》与华夏文化”，曲阜研讨会是“《史记》与孔子儒学”，咸阳研讨会是“《史记》与大学生素养”，太原研讨会是“《史记》与民族文化”，韩城研讨会是“《史记》研究与现代价值”；举全会之力，编纂出版34卷、1800多万字的大型学术工程巨著《史记疏证》，进行生年疑案研究，得出初步结论等等。
从2015年开始，我在会长张大可先生的激励下，参加了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全部活动，对9次研讨会都做了综述，收集了所有的研究资料。因此，张大可先生特约我对中国史记研究会这十年（2015--2025）做一个总体思考。我反复考虑，就以《〈史记〉研究的学术贡献》为题，阐述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编纂出版《史记疏证》，铸就时代丰碑
编纂完成《史记疏证》，是当今一代人的心愿。事情还得从1983年说起。
当年，张大可先生在兰州大学执教，日本东京大学学者藤枝晃在兰州作学术报告，说了三句话，其中有“司马迁在中国，史记学在日本”的话。 “史记学在日本”，日本有什么呢？最有代表性的是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是继《史记》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最为重要的总结与梳理，集《史记》问世两千年来注家、学者研究之大成，在《史记》版本校勘、探究司马迁所据资料、《史记》三家注订补、历代注释集成等方面皆有重大成就，问世数十年后，无人能出其右，被称为是时代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难怪藤枝晃有这样的底气说话。
张大可先生当年43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听到后便热血沸腾，立志奋起直追，经过数十年的蓄志发奋，便有了清晰的轮廓，就是突破个人局限，创造条件凝聚海内同人协作攻关，构建中国的“史记学”界碑，“融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篇，聚海内志同时贤于一堂”，完成《史记疏证》，打破“史记学在日本”的说法。
要有所突破，必须有所创新，方能成功。《史记疏证》于1992年开始启动，张大可先生会同中国史记研究会相关学者进行了3个方面的准备：
一是制定凡例，思考撰作架构。究竟写出什么样的著作才能突破和超越《史记会注考证》？结论是进行“史记集注”，撰作“史记总论”，从宏观与微观的融合研究上予以突破和超越。“史记集注”分为题解、分段疏解原文及三家注、集校、集注、语译、集评等内容，以今人的《史记》点校整理、研究成果为主体内容，予以辨析，得出新论。
二是收集资料，确定基本文献。今人研究的成果很多，究竟以哪几部著作为代表作？经过反复推敲，确定以1983年以来的张大可、丁德科《史记通解》、韩兆琦《史记笺证》、王利器《史记注译》、吴树平《史记全注全译》、杨燕起《史记全译》为代表作，同时兼及前人的研究，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梁玉绳《史记志疑》、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史记考异》、凌稚隆《史记评林》、吴见思《史记论文》、陈直《史记新证》等，作为必备参考文献。也就是说，撰著《史记疏证》的每一篇文章，都要将以上13种论著的精神吃透，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明，提出新的见解。这话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则是非常不容易，有不少学者用力甚勤，但缺少的就是没有新的见解，落入陈窠俗套，而没有成功。张大可先生说，参与《史记疏证》工程的当代学者前后有50多人，其中有近20位参编学者未能掌握要领，自动退出，占到参编总数的近五分之二啊！始终坚持完成的国内学者有34人。
三是筹集经费，确保顺利出版。张大可先生深知，要出版这样几千万字的大型学术工程巨著，没有经费作为依托，是万万行不通的，最后做了也是白做。于是，先生先后筹集了100万元，才得以保证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这样的带有里程碑性质的鸿篇巨著，为什么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扶持呢？这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再看看国家花费巨资扶持的那些项目，又有多少具有如此的学术性和权威性呢？
我是后期参与该项研究工程的。2015年，按照规定要求，《史记疏证》应当完稿，并且要统编付印了。可是，尽管有数十年的准备和编纂，但还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史记》130篇，才完成了近90篇，还有40多篇没有完成，撰作任务早就分给相关学者，而有的因忙于他事没有启动，有的因撰作不合要求打了回票，不愿再作修改，有的虽然写了文稿，但没有吃透要领，无法采用，只好作罢。我是2015年上半年和张大可先生接续上，先生讲述了《史记疏证》的撰作情形，希望我能够参与。我当时研究比较多的是《史记》的经济史传，先生就把《河渠书》《平准书》分给我，说《货殖列传》已经分给其他人了，叫我先做出一段样稿给他看一看。后来，我得知《货殖列传》是分给徐兴海的学生，我又请徐兴海联系，结果如得所愿，将《史记》的经济史传作为一个整理来研究。文稿写成后，发给张大可先生，先生从头到尾系统修改，并在文稿上加了很多批语，总的觉得我做的不错，又叫我继续撰作，把分给学者的那些没有完成的篇目撤回，其中有一部分交给我来做。三五年的时间，我完成了29篇，都被先生采用了。我曾经写过一篇《登山情满山，观海意溢海》的文章，介绍了我的撰作情况与体会。张大可先生说，由于我的加入，连续发力，使《史记疏证》的撰作进程大约缩短了一年时间。
目前，《史记疏证》由国家高端平台《商务印书馆》出版，已经通过了三校三审，有望在明年完成出版发行。全书共34册，“史记集校”20册，“史记总论”14册，1800多万字。这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集成研究，是共同荣誉。试问，这样的《史记》研究工程巨著的问世，能不能改变“史记学在日本”的看法呢？即使“史记学在日本”这话在当时能够成立，那么，“史记学”能不能回归中国，称作“史记学在中国”呢？
张大可先生还在大会上宣布，完成《史记疏证》后，转战“六大史学名著”，对《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六部名著进行全新样式的古籍整理，主要内容包括导读、题解、简注、语译、段意、点评，形成导读本、白话本、文白对照本、新注本、全新注译本五种样式。全部完成后，原创大约为4200万字。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啊！先生认为，这是他作为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必须要带领学人完成的学术使命，要让更多的人读懂《史记》，读懂六大史学名著，大有一种躬逢盛世、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雄霸之气。
二、重启史圣生年疑案研讨，得出初步结论
2016年开始，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同北京市史记研究会用3年时间，对司马迁生年疑案的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进行深入研讨，得出了初步结论。
首先，为什么要重启司马迁生年疑案研究？司马迁生年的十年之差，来源于《史记》三家注。王国维在1917年对司马迁生年进行考证，作《太史公系年考略》，依据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及司马迁行年分析，推定司马迁生于前145年。1922年，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提出新说，以“早失二亲”论证司马迁生于前135年；1944年，李长之作《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依据司马贞《索隐》立说，举证十条论证司马迁生年为前135年；1955年，郭沫若在国家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发表《〈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从三个方面批评王国维，断定司马迁生于前135年。于是，王国维、郭沫若两人各持一端，形成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的“两说”。郭沫若之说，阻止了1955年学术界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的纪念活动与学术研讨活动，也引发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讨论，史学家郑鹤声、程金造纷纷发文与郭沫若商榷。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伯勋发表了《司马迁生卒年考辨》，列举五条驳斥王国维的研究，于是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讨论。2000年，“前135年说”论者发现了《玉海》的词条，说司马迁生于前135年已成定论。到了2015年，庆祝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前135年说”论者发文反对举办纪念活动。于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提出，从2016年到2018年，用三年时间开展司马迁生年疑案的专题研讨。
其次，司马迁生年疑案专题研讨的进展情况。从2016年开始，中国史记研究会与北京市史记研究会共同发起，重启司马迁生年疑案研讨，对百年争论进行系统梳理，排比行年，集中考辨，解决司马迁生年研究中的误读误解、无据推论、主观臆断、猎“奇”失“正”等问题，力图通过综合研究和系统思考，得出阶段性结论，确定司马迁的生年。围绕司马迁生年疑案研究，北京市史记研究会编印了《司马迁生年研讨会论集》，举办了专题研讨会，进行系统研讨论辩； 中国史记研究会2016、2017、2018三次研讨会展开讨论；双方共发表了20篇文章，其中“前145年说”论者14篇，“前135年说”论者6篇。“前145年说”的代表者张大可先生，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研究，形成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述评》《评司马迁生年“前135年说”后继论者的“新证”》《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论争的意义》三篇力作， 高度概括总结了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的内容、实质和意义，提出了阶段性结论；还针对袁传璋的观点，发表了《解读袁传璋“虚妄论”提出的几个问题》， 而后系统研究整理，形成《司马迁生年研究》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丁波，对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进行了系统回顾，特别是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中的第一次论争的背景。 陈曦，主要是针对“前135年说”的几个重点人物进行解剖研究，形成了《李长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举证十条无一考据》《评赵生群“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评袁传璋“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说”之新证》。 朱枝富，主要进行综合研究和评说，形成了《新一轮“司马迁生年疑案研讨”综论》《司马迁生年研究的几个问题》《司马迁生年百年论争综论》。 “前135年说”代表者袁传璋，发表了《王国维之〈太史公行年考〉发覆》《司马迁生年“前145年说”论者的考据虚妄无征论》， 继续坚持认为司马迁生于前135年。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前145年说”论者为主体，具有追溯性、综合性、评述性，将前几次论争中的所有焦点问题都拎出来进行系统评说，几乎无遗漏、无死角，既有立论，也有驳正，以期形成阶段性结论。
第三，以行年为验证，是司马迁生年疑案研究中最为正确的方法。在司马迁生年疑案研究的大方向上，百年论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就是以考证为主调，以证据为根本，以推论为辅助，以行年为验证。在充分考证的基础上，提炼出切实可行，而又能说明问题，并且经得起推敲的证据，用证据和事实说话；在此基础上，再用司马迁的行年来验证，看一看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历史真实。对此，张大可先生认为，仅仅通过《索隐》《正义》的注说来研究司马迁的生年，是无论如何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而通过研究司马迁的行年来论证司马迁的生年，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通过考证，尽可能找出有关司马迁行年的资料或行年线索，然后串联起来验证司马迁的两个生年假说，哪一个合于司马迁自述的行年轨迹，就确定哪一个为司马迁的生年。对王国维之说争论最多的，就是“数字讹误说”，王国维认为司马贞《索隐》“年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讹，被称为是“常理”；而“前135年说”论者则千方百计寻找“四十”与“三十”相讹的证据，提出“书体演变说”，几乎是穷尽其极，借以否定王国维所说的数字讹误“常理”。平心而论，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也不能排除“三”与“四”相讹的可能性，因为“鲁鱼亥豕”的讹误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也没有所谓的概率之说，碰到的就是碰到了；而郭沫若以及后继者们极力论争不是“三”讹为“二”，而是“四十”讹为“三十”，以此否定《正义》按语，否定王国维之说，也是偏执之举。应当说，是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但不具有排他性，同样也不能证明就一定是如此。所以，无休止地纠缠于这种“鲁鱼亥豕”的相讹之说，是无济于事的，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因此，解决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用司马迁的行年来验证。如果按照郭沫若所说，司马迁晚生十年，最大的问题，就是砍掉了司马迁十年的青年时代，使司马迁缺失了十年伟大时代的熏陶。这十年，对于司马迁的人生修养、《史记》成书、思想积淀、史识提升，是何等的重要！《史记》的厚重内涵，岂能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所能积淀而成？《史记》能够写到这个份上，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具有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都是少不了这十年的阅历与熏陶啊！
其四，司马迁生年疑案的阶段性结论。张大可先生总结说，总结百年论争的结果，用以检验王国维、郭沫若两家之说，从行年排比与论证方法两个层面来看，都鲜明地呈现出一真一伪的对比，王真郭伪，两说不并存。“前135年说”论者从源到流，对“《索隐》说”生年的考证，方法错误，论据不立；“前145年说”论者对“《正义》”说生年的考证，依王国维指引的方向，方法正确，论据充分。按照郭沫若支持的“前135年说”，则司马迁九岁蒙童耕牧河山之阳，12至14岁的少年问学孔安国、董仲舒，二十岁壮游在元鼎元年，23岁仕为郎中，25岁奉使西征，这些行年坐标点既无考证，又不合理，都是想当然的安排，不能成立。按照王国维支持的“前145年说”，则司马迁19岁以前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二十岁壮游在元朔三年，二十三四岁至二十七八岁之间问学孔安国、师事董仲舒，28岁仕为郎中，35岁奉使西征，壮游与出仕为郎中之间、仕为郎中与奉使之间，都各自经历了数年的人生历练。这不仅合情合理，而且都有考证文献支撑。王国维所支持的《正义》之说的司马迁生年为其行年所证实，当然是真。因此，司马迁生于前145年，可以作为定论。应当说，司马迁生于前145年，比生于前135年要准确得多，要合理得多，要科学得多，可以作为司马迁生年十年之差、百年论争的阶段性结论。如果有新的文献资料出现，且被证明是真实的，则又另当别论。
三、主体价值、人文精神，《史记》研究之魂
《史记》研究，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研究。从大处着手，从高处发力，莫过于深入研究《史记》的主体价值、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以高屋建瓴、总体把握。这可以说是《史记》研究的灵魂所在、根脉所在。
韩城司马迁祠景区国家文史公园落成，邀请张大可先生撰作碑文，张大可先生以恢宏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人文关怀，经过六次修改，提供了千古雄文《史圣颂》， 镌刻在公园广场石碑上。《史圣颂》骈散相间，议叙结合，融会贯通历代学者的精彩评论，以“史圣”定位，是从古至今对司马迁与《史记》最为全面崇高的评价。“史圣”二字，是首次正式使用，东圣孔子，西圣司马迁，二圣并立。文史大家郭沫若曾称赞司马迁说：“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史圣颂》中，以“奇”字着墨，《史记》是第一奇书，司马迁是奇丈夫；史记之奇，是“国之华章”；史圣之奇，是“国之素王”；史地之奇，是“国之灵壤”；司马迁与孔子同圣，与日月齐光。这些，都是对司马迁与《史记》的高度精准定位。那么，我要说的，是张大可先生对《史记》主体价值的高度凝练概括。鲁迅曾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是从史学与文学的角度来定位，认为《史记》为史学巅峰、文学杰作。那么，《史记》仅仅是如此吗？不是。张大可先生曾经写过《史记是一部国学根底书》，认为《史记》是体大思精的一代大典，是可传之久远的国学根底书。 而我认为，司马迁花毕生心血撰史，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史的角度探求治国之道。 因此，完整地表述《史记》的主体价值，或者说，称为“撰作宗旨”，应当是四句话，即“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底，资治之宝典”。在《史圣颂》中，正是把这四句话关连在一起，放在显目的位置，作为《史圣颂》的开宗明义。这在《史记》研究界，是第一次完整的表述，具有重大的意义。仅此一点，就可以将《史圣颂》列为不朽的经典著作了。
《史圣颂》中，以“奇”字着墨，《史记》是第一奇书，司马迁是奇丈夫；史记之奇，是“国之华章”；史圣之奇，是“国之素王”；史地之奇，是“国之灵壤”；司马迁与孔子同圣，与日月齐光。这些，都是对司马迁与《史记》的高度精准定位。那么，我要说的，是张大可先生对《史记》主体价值的高度凝练概括。鲁迅曾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是从史学与文学的角度来定位，认为《史记》为史学巅峰、文学杰作。那么，《史记》仅仅是如此吗？不是。张大可先生曾经写过《史记是一部国学根底书》，认为《史记》是体大思精的一代大典，是可传之久远的国学根底书。 而我认为，司马迁花毕生心血撰史，最主要目的是为了从史的角度探求治国之道。 因此，完整地表述《史记》的主体价值，或者说，称为“撰作宗旨”，应当是四句话，即“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底，资治之宝典”。在《史圣颂》中，正是把这四句话关连在一起，放在显目的位置，作为《史圣颂》的开宗明义。这在《史记》研究界，是第一次完整的表述，具有重大的意义。仅此一点，就可以将《史圣颂》列为不朽的经典著作了。
《史记》的人文精神，也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是《史记》研究中的核心问题、灵魂所在。2015年的渭南研讨会，研讨的主题就是“史记与人文精神”。丁德科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大会上发言，提出了《史记》精神的核心是礼义一统，认为《史记》反映礼义，赞颂礼义，树立礼义，建设礼义一统的国家，其基本内涵：一是铁肩担道义，反映司马迁强烈的历史使命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圣的崇高致世信仰；二是妙笔著文章，是司马迁实现礼义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途径，体现了司马迁作为文人的处事作为；三是理性并辩证，是《史记》认识分析事物的思维品质与方法，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哲人的思维特质；四是尚古更崇实，反映了《史记》以历史的经验教训警世醒世，唤醒人们的切实追求，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学者的人文风范。用司马迁的话来说，这也是“成一家之言”。该文在《渭南师院学报》发表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换一个角度思考，司马迁的人文精神，也可以说是义利统一。我认为，司马迁既重利，又重义，二者有机统一，并行不悖。重利的核心是富民，重义的核心是正风。只有富民，国家才有经济实力；只有正风，才能使君臣“正身以率下”，不与民争利，国家才能强盛起来。 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发表后，《文汇报》在头版摘要介绍。
康清莲认为，《史记》具有气势恢宏的人生观、悲壮浓烈的生死观，体现在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激进人生观，困厄逆境不可惧，忍辱奋发方能成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司马迁凭借历史这个大舞台，弹奏出昂扬向上、永不言败、惊天动地、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激发人们热血沸腾、奋进拼搏。 这无疑是《史记》人文精神的生动体现。
四、华夏文明、孔子儒学，加强溯源研究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典籍，不仅开创了史学编纂的最新范式，更是通过系统性叙事构建了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兰州研讨会，开展了“《史记》与华夏文明”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史记》完整地记载了华夏文明从部落联盟到大一统帝国的演进历程，涵盖政治、军事、经济、天文等多领域变迁，实现了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全景式书写。在大会交流中，赵逵夫说，《史记》不仅写了一个朝代，而是从上古甚至远古写起，要弄清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前端，主要靠《史记》和考古发掘等。甘肃被视为华夏文明传承的发源地。《史记》为我们在很多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提供了依据。秦人是发祥于西汉水的源头，西汉水和东汉水原本是一条水，就叫作“汉”，由于地震的原因才分为两条水。银河在先秦时期叫作“汉”，正是秦人发祥于汉水上游的缘故。
马世年在大会发言中认为，《史记》与华夏文明，是一个很有意义，也是与甘肃有密切关系的研究课题。《五帝本纪》从黄帝写起，根据学者研究，黄帝的部族就起源于甘肃。司马贞补《史记》时所写的《三皇本纪》，其中的伏羲氏，也是起源于甘肃。《周本纪》《秦本纪》中的周、秦发祥地，都是在甘肃陇东南一带。至于后来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张骞凿通西域，更是丝路文明的重要内容。
徐日辉研究华夏文明的源头文化，提交了《西王母与早期丝绸之路开通》的论文，认为早在西汉前，就有一条从西域连接中原的贸易线，叫作“玉石之路”，其开拓性人物，就是西王母及其与中原地区的互动。西王母以和田玉作为礼品，千里迢迢，与中原王朝结好，开辟了一条以西域玉石为主要商品到中原进行贸易的通道，成为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的前身。 在大会报告中，徐日辉还解析了甘肃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他说，甘肃秦安县发现的大地湾文化，是距今8000年—4800年的史前遗址，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甘肃临洮县发现的马家窑文化，是存在于约前3300年到前2100年间甘肃西部、青海东部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创造了辉煌的彩陶文化，达到了世界远古彩陶史的顶峰，彩陶中的蛙纹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生育的期望。甘肃广河县发现的齐家文化，是以甘肃为中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直接与其对接的是炒得最热的夏文化。
康清莲提交了《从〈史记·大宛列传〉看早期中国的对外交流》的论文，认为西域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宛列传》是关于西域最早的文献资料，司马迁向世人展现出一幅壮丽的西域画卷，对开拓西域，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具有非凡的意义。张骞出使西域与司马迁秉笔直书，使得西域的地理环境、自然气候、民俗风情、经济贸易等情况被内地人所知，早期中国的对外交流才有了系统完整的文献记载。在国家和民族的层面上，勇于向外探索，是自强不息的表现，扩大对外交往，为人类发展史增添了一抹东方色彩。
《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记载具有开创性价值。司马迁通过对孔子生平、思想及儒学传承的系统梳理，构建了早期儒学发展的历史框架。司马迁将孔子置于“世家”，突破诸侯世袭的体例限制，称颂孔子是“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的文化标杆，奠定了后世“至圣先师”的评价基调。曲阜研讨会，提供了研究《史记》与孔子儒学的良机。《史记论丛》特设“孔子与儒学研究”专栏。田志勇谈到儒家思想、儒学发展和《史记》关系的问题，认为曲阜作为孔子故里、东方圣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史记》中有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传记。第一个为儒家思想进行系统的传播，首先为儒学创始人撰写生平的就是司马迁。《史记》在儒学文化的历史传播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谈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谈到儒家思想，谈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就不得不提到《史记》。
夏静以《从孔子到〈诗大序〉》在大会发言，从三个方面探讨，一是在价值主体的建构上，从主体性高扬的“君子儒”到主体性萎缩的经生模式；二是在价值立场的嬗变上，从孔子对话式的用诗到汉儒文献式的释诗；三是在正统文学价值观的选择上，从整体性的“六艺”传统到政教一体的诗教原则。为研究孔子与儒学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考。
吉春作《司马迁评价孔子为“至圣”的八大理由》，充分肯定孔子的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以及编《诗经》、著《春秋》等，司马迁认为“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故称孔子为“至圣”。
魏三原撰写司马迁对孔子的学术传承，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即立言著述，“述而不作”与“一家之言”；天人追问，罕言、慎传“天、道、命”与“究天人之际”；为学治世，“追修经术，已达王道”与“述往事，思来者”。可见，孔子与司马迁之间具备深厚的学术传承，对孔子的研究离不开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对司马迁的研究也不能忽视孔子的深刻影响。
五、旅游、民族、军事文化，强化专题研究
旅游文化、民族文化、军事文化，是《史记》研究中的三个重要专题，中国史记研究会将其逐一列入专题研讨，以达到研究深透的目的。
（一）《史记》旅游文化研究。
张家界研讨会，研究的主题是“旅行家司马迁”，在《史记论丛》中开辟专栏，刊登了7篇文章，对司马迁人文考察的行踪路线及时间、考察内容与收获，作了深入探讨，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结论。
张大可先生的《中国最伟大的人文考察旅行家》，从更广阔的时空来研究司马迁。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从各自不同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旅行家有四位，即：西汉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外交旅行家张骞；总结人类历史发展而进行人文考察的旅行家司马迁；唐朝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传播宗教文化的取经旅行家玄奘；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他从司马迁记载在《史记》中的人文考察资料，即考察的范围、时间、主旨与内容以及成就四个方面进行梳理，论述了司马迁从二十壮游起终其一生，历时39年，所历地域约当今的16个省、市、区，毕生从事文史考察，铸成《史记》丰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司马迁的人文考察有二十壮游、扈从之游、奉使西征，通过游历访问，开展实地调查，取资金石、文物、图像及建筑，考察各地风物特产，采集歌谣诗赋、俚语俗谚，搜求诸侯史记、历史资料，补充了存世文件的不足，丰富了知识，提高了史识，开拓了历史研究领域，创作了别具一格的史传。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人文考察旅行家。
还有，马宝记、许盘清的《司马迁行踪路线考》，重点论述了司马迁二十壮游、奉使西征、扈从之游的巡行路线，绘出五幅路线图，一目了然。田志勇的《司马迁的考史游记》，认为《史记》记录了司马迁的考史之游，是将历史撰述与旅游记录相结合的考史游记；不仅仅是司马迁本“君子之义”“述而不作”的理论性学术成果，也是一部实践性的学术成果，是以历史叙事为主的独特的考史游记，开创了考史游记之先河，是中国最早的完整系统的游记史学和游记文学。徐兴海的《司马迁与徐霞客旅游之比较》，认为司马迁与徐霞客的考察对象、目的有所不同，而旅游都在他们的人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完善了他们的伟大人格，成就了他们的独立精神，实现了他们不同凡俗的人生，也使得旅游事业丰富丰满起来，充盈着奋斗、拼搏、智慧的光芒。戈春源的《司马迁、徐霞客旅游特色及启示》，认为他们在游历中都重视边疆动态政治形势，关注民生发展和风俗习尚，开辟了与人文有关的特色线路，扩大了旅游范围，发挥了旅游的教育功能。薛引生的《古代杰出的文史旅行家司马迁》，认为司马迁以博大精深的学识，融祖国山川灵秀于《史记》，以雄肆豪放的笔触，描绘了气象万千的锦绣江山和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司马迁所从事的旅游活动，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博采轶事，以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文史学术考察型人文旅游家的典范。任群英的《司马迁的文化长征与孔子的周游列国》，从孔子之游和司马迁之游的相同点、不同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三个方面阐述，其相同点是都带有鲜明实践品格的“游学”和带有明显政治取向的“壮游”；不同点是孔子之游乃求道行道，司马迁之游体现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气象；孔子是一个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其远游模式为后世的远游形态树立了原型，而司马迁之游，用独特的视角观察和体验世界，贴近社会，贴近真实。司马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游历传统，也为后代游历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这一组司马迁与旅游文化的文章，写得很有力度，在《渭南师院学报》发表后，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专栏摘要介绍。
（二）《史记》民族文化研究。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典籍，不仅是史学典范，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匈奴、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等民族作传，在众多的纪传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人物记载，首次将民族历史纳入史书体系，打破了“华夷之辨”的狭隘视角，确立了“夷夏同源”的观念，强调了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越人为“禹之苗裔”等血缘纽带。《史记》蕴含的“大一统”思想与民族平等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历史依据，促进了中外文化交融，为当代民族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此，太原研讨会，在《史记论丛》中设置了“《史记》民族文化研讨”专栏，刊登了8篇文章。其中郝思源的《司马迁大一统的民族融合观》，认为司马迁着眼于四海兄弟的宗族家国建构，具有同宗同源的家国天下情怀，强调夷狄族群在政治上应当服从华夏正统的政治地位。司马迁构建了一个四裔归心的理想天下，赋予“大一统”的王朝控制范围，表达了对民族大一统的称颂。对于民族融合的方式，对暴力融合持辩证态度，强调德化融合以及族群平等的融合；客观承认华夷有别，以怀柔宽容的态度进行文化交流，传播礼仪，稳定大一统，这是司马迁的远见卓识。
还有孙豪飞的《司马迁化外为内的民族观》，认为司马迁具有华夷同源、同源异族的认识，构建了“以华统夷”的合理性，具有中国与四夷共生的民族地理观。基于此，作者论述了《史记》民族谱系构建与同源异族格局的民族书写，以血缘共同、地缘共同、精神共同等多个层次有意构建大一统下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成为合乎常理的天下共识。这对于当今致力并坚定地追求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维护国家统一与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意识。 刘爽研究《史记》中的边疆民族关系构建，阐述司马迁进步的民族思想，是民族同宗——海纳百川的大国情怀；互相尊重——友好交往的基本要求；和平共处——尊重生命的人文关怀，为当时构建和谐的边疆民族关系起到了正面积极作用。 这一研究，既是对《史记》内涵的深入发掘，开拓新的研究生面，对于民族融合，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也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史记》通过记述张骞通西域、唐蒙定西南等边疆开拓史实，呈现汉武帝时期“天下一家”的政治实践，强化多民族国家疆域与文化的一体性。王华宝以《张骞功业的历史书写与形象接受研究》为题，对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功业与特点作了精细的阐述，认为张骞是丝绸之路的拓荒者，作为沟通中外文明的文化符号，形象不断演化，既有早期正史的历史书写，也有历代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以持节“使臣”形象、将军形象、开拓者形象定型，展现出张骞形象的时代性、多元性、丰富性。作者提出，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张骞作为一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楷模，人类文明“对话之路”的开拓者，其中蕴含的“丝路精神”，具有较高的传承价值，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与大力弘扬
（三）《史记》军事文化研究。
《史记》撰写三千年的历史，在无数代的王朝更替中，不管是以积德累善得到天下，还是以攻战灭国得到天下，都是以战争为先导。司马迁是撰写战争的高手，一部《史记》，完全可以说是一部战争史。因此，对于《史记》中战争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史记论丛》第十八集中，设置了“《史记》军事文化研究”专栏，刊登了7篇文章。其中张大可先生的力作《司马迁写历史转折的三大战役》，战国后期的长平之战、秦汉之际的楚汉相争、西汉盛世的汉匈大决战，是司马迁笔下三千年历史中催生历史转折的三大战役，在精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历史借鉴：一是大战役必将伴随历史转折而发生，长平之战转折了千年历史之变，楚汉相争产生了新的王朝，汉匈大决战以农耕文化战胜游牧文化；二是双方矛盾不可调和，大战役便不可避免，战争来临，要迎难而上，奉陪到底，决不能心存侥幸；三是大战役的双方都是拼尽全力，甚至是全国总动员，时间长，规模大；四是大战役的取胜，是力战，更是智取，战胜方往往是以智胜力，最大限度地孤立、瓦解敌人。并且认为，今日之域，是百年大变局，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敢战才能止战，或许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真是振聋发聩之声。
还有朱正平的《司马迁的军事情结》，将军事家分为立德型、立功型、立言型三种类型，立德型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重名护誉、德操至上，忠心耿耿、保家为民，体恤士卒、率先垂范，恭敬仁爱、礼贤下士，淡泊名利、宠辱不惊，知错能改、胸怀宽大；立功型是乱世豪杰、一统天下，奇谋秘计、善于用兵，勇猛善战、功勋卓著，智勇双全、以弱胜强；立言型是用兵思想、理论著述，托名撰著、传习思想。徐同林研究《史记》中的长平之战与邯郸之战，分析外交战的虚与实，认为伐谋伐交，乃制胜之道；不战而胜，是善之善者。
陈曦研究《史记》的军人传记，认为司马迁笔下的军人，长剑横九野，壮士唱《大风》，血性充沛、赴死慨然，能打胜仗、才干卓然，重战研战而绝非好战，是不同历史年代“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杰出军人代表，蕴含着感天动地的力量，足以感召当代军人坚定“能打仗、打胜仗”的信念，创造不凡的业绩。
六、《史记》传记人物研究，结出新的硕果
《史记》记载了三千年的历史，以人物为中心，记述的人物数量4000多人，其中有238位女性，重点描写了130位代表性人物，笔触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应有尽有，堪称一幅人物群像图。对《史记》传记人物开展研究，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每集《史记论丛》上，都有“史记传记人物研究”专栏，在浦口研讨会上，开展了关于项羽的专题研究。
浦口研讨会收到17篇关于项羽的研究论文。其中郑晓明的《项羽垓下溃围至乌江自刎谜团解析》，在大会发言，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史料信息进行认真考辨,对“霸王别姬”的真实性、“阴陵”的具体位置、全国四处项羽墓和四处虞姬墓真假进行深入辨析,认为“霸王别姬”的故事是假的,虞姬之死可能发生于突围过程中，而非垓下决战前夜，项羽迷道处是“阴陵山”而非“阴陵县”，同时认为定远虞姬墓是假墓，灵璧虞姬墓是赝冢,和县虞姬墓是配建之墓,南京浦口虞姬墓可能性最大；对四处项羽墓进行了辨析,对浦口有关项羽的32处地名进行了整理。该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摘载。
朱枝富作《论项羽精神的文化符号》，在大会发言，将项羽生平事迹中人格与精神的本质体现，概括为五句话，即当亡国之项羽遇上灭楚之暴秦：疾恶如仇；当抗直之项羽遇上权谋之熊心：破空而出；当威猛之项羽遇上凶狠之章邯：攻坚克难；当慈仁之项羽遇上狡黠之刘邦：恭敬爱人；当穷途之项羽遇上铁壁之合围：视死如归。并且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奏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时代强音，成为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文化符号，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尤其是中华民族遇到外敌侵略，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更是需要项羽的这种壮烈情怀。
还有可永雪解析项羽形象，认为项羽是秦末反秦大起义革命风暴中的一股狂飙，巨鹿一战，成就了一举灭秦主力的奇功。项羽最宝贵的品质，一是盖世的英雄气概；二是知耻、知愧、肯负责、有担当高尚人格。而项羽的人格缺陷，一是残暴嗜杀；二是骄悍刚愎，主观主义；还有爱财吝赏、心胸狭窄等毛病。方睿认为项羽具有勇武盖世的英雄本领、宁折不弯的英雄骨气、仁慈率真的英雄情怀、千古传诵的凄美爱情、谋略不足的英雄气短。桑亚莉的《项羽精神在历史传统文化中的影响》，认为项羽有原则、有道德、有霸气、有勇气、仁慈善良、侠骨柔情，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精神，表达出了当时的一种民族气节、民族精神，成为人们的标榜楷模，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人物。任群英的《项羽之“奇”》，认为项羽重瞳异质长相奇、拔山扛鼎才力奇、反秦灭秦功业奇、快意恩仇行事奇、悲壮谢幕死亦奇，高度概括了项羽一生的奇特之处。
巴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实业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予以记载。重庆研讨会上，将其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收到8篇文章，在《史记论丛》中设置了“巴渝文化女怀清研讨”专栏，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其生地、生平、事迹、人格、秦始皇尊礼目的以及纪念价值。张大可先生的《重建怀清台的价值与历史意义》，认为秦始皇尊礼巴清，筑女怀清台，是表彰其忠诚、守志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成为重庆市长寿区的一张靓丽名片。李永明的《女怀清台考》，对其内涵、属地、原址、新址、籍贯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论。康清连的《巾帼英豪巴妇清》，分析其备受礼遇的原因，肯定其捐财为国、奉献丹砂、以财自卫的人格与精神。彭邦本的《巴寡妇清与古代巴地丹砂》，认为秦始皇尊礼巴清，是出于接续弘扬秦朝数世以来传统国策的深谋远虑，保持长治久安、万世一统，是最根本的动机。张广志的《从安边和民族政策高度看秦始皇对巴寡妇清的尊礼》，认为巴清为原秦边民，秦始皇尊礼之，作为笼络、安抚、倚重的力量，表明秦始皇比较重视和善于处理民族问题。 这些研究与探讨，都比较深入，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司马迁的货殖思想，深切把握巴清身为女实业家的人格魅力，积极弘扬其守业、忠诚、致富、爱国的思想品格。
七、《史记》文本注释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史记》的文本、注释研究，以及相关典籍的研究，是基础性、根本性的研究，是《史记》研究的重头戏，历代学者无不在这方面下硬功夫，花大力气，甚至是用毕生的心血，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力作。在每一次的《史记》研讨会上，都是作为重点，都有学者在大会交流。十期《史记论丛》，每期都有“史记文本与注释研究”专栏，共刊登了103篇文章。这里以在每次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为例，窥其研究成就。
渭南研讨会上，张兴吉在大会上交流关于司马贞《史记索隐》的研究，他发现其中讹误有95条，主要是撰著体例不严谨，甚至比较混乱，以不当出注的情况比较突出，即《史记》文本已有明确说明，可以不加注释，而司马贞还是作了注释。
重庆研讨会上，朱枝富在大会交流《史记》文本研究的深入与创新，提出将《史记》文本研究引向深入，进行集成研究和系统梳理，完善繁体文本，规范简体文本，创新现代文本，主要从三个方面强化研究：一是加强《史记》文本脱衍讹误问题的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改变“碎片式”的研究方法，解决文本研究与文本生成“两张皮”现象，把古今在文本方面的研究精华汇集起来，系统考辨分析，从中提炼出新的研究成果，以形成更加科学的《史记》文本。二是加强《史记》文本简体规范研究，从语言学、文字学的角度对《史记》繁体文本进行简体字文本转换的研究，系统解决《史记》文本中存在的句读问题、分段问题、文字问题、史实问题、文本编排问题等，形成《史记》简体规范文本。三是加强《史记》文本等字研究，采用科学的替换方法，删繁就简、标新去异、同义替代、生冷直译，化难为易，形成老少皆宜、通俗易懂的《史记》等字读本，加大普及力度。并认为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张家界研讨会上，王华宝在大会上发言点校本《史记》的研究，还原了当年点校《史记》的历史场景，探明了原点校者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的功绩所在，指出：顾颉刚是点校本《史记》负责人，贺次君参与了初稿整理，聂崇岐参与了书稿复校，宋云彬以编辑的身份对书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可能包括过录、重新点校等，并实际撰写了《出版说明》《点校后记》，为责任编辑。点校本《史记》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平，是多年来人们学习和开展《史记》研究的最常用文本。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三人对《史记》的点校传播之功不可没，“应叫青史留英名”。
浦口研讨会上，赵生群作《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回顾》，在大会发言。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赵生群主持团队完成的《史记》修订本。他叙述了《史记》的修订过程，指出新点校本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还叙述了修订团队对点校本的贡献，即在继承中华书局原点校本《史记》全部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底本的讹、脱、衍、倒做了校改，出了3400多条校勘记，订正了原点校本的6000多处标点讹误，同时还完善了三家注本内容，使史记文本更加精善。
兰州研讨会上，张兴吉在大会上发言，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例，研究《史记》修订本的校勘记，指出其中存在的若干疏漏。他认为，《史记》校勘的问题，《史记》宋本能查到有五种，包括三家注本、两家注本、集解本、杭州本，都是南宋的，以及台湾本，被认为是北宋的。明代的版本非常多，最有名的除了嘉靖三刻外，还有明鉴本四种。明鉴本是为后世文鉴者以及张文虎所批评的。清代的版本是我们受影响最多的，最明显的校勘倾向是每篇文章后都有一篇考证，对我们很有启发，但充分体现了清人以经改史的特点；另一方面是金陵书局本，改动也是比较多的，在后面附了《札记》来解释。到了民国时期，影印本开始增多，其中百衲本被认为是“善本”，改动也很多。《史记》校勘的研究应该回到文本上来，减少精力研究《史记》三家注等后世作品，这样才能更清楚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史记》完成时的模样。
王华宝在大会发言，围绕《史记》十二本纪，研究修订本与点校本的异同，从明改与暗改入手，列出校改有差异的条目，对校改有不同意见则附以时贤之说或个人所见，以供进一步研讨。他认为，最新出版的《史记》修订本，“校勘记”有3946条，其中涉及文字改动的有1250多条，与点校本出校改符号近800处相比，多出450多处，原来点校本中的一些明改之处，在修订本中作了不一样的处理，主要思考的是三点：第一，点校本明改之处，修订本做了哪些不同处理；第二，点校本与修订本之间作相同改动的，是否有继续探讨的空间；第三，点校本中的暗改在修订本中是如何处理的。暗改是很复杂的问题，点校本中有800处左右的改动是明改，其中有100多处是暗改，这其实是金陵书局本的暗伤，是被掩盖掉的。清代后期一些所谓的“善本”，我们看到它好的一面比较多，不好的一面其实有很多都被遮蔽了。金陵本，也是学术界的一桩公案，被张文虎遮蔽了数十年，直到《史记》修订本校勘记重新出版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认识和理解。这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有怀疑的意识。可以说《史记》文本研究永无止境。
曲阜研讨会上，朱枝富围绕《〈史记索隐述赞〉组论五题》作大会发言。他对《史记索隐述赞》进行系统研究，形成《史记索隐述赞讲疏》专著，列入大型学术工程《史记疏证》的总论，由国家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同时，撰写了关于《史记索隐述赞》的“综合研究概述”“文本比较研究”“文本问题研究”“疑难问题研究”“等译读本研究”五篇论文。作者着重阐述了开展《史记索隐述赞》研究的一些主要做法，主要是：一是进行文本推敲，形成简体规范文本；二是进行全文注疏，形成全新阅读模式；三是进行文字串译，形成通俗优美译文；四是进行深入评说，发掘原文深刻内涵；五是进行原文改造，形成等字阅读文本。这项研究是一项空白，走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李月辰在大会发言，介绍日本学者奥田尊对《史记评林》的校订，认为奥田尊是唯一一位对《史记评林》作全文校勘的学者，校勘十分细致，态度严谨，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方法，校正了《史记评林》在流传刊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校正该书文本的讹、脱、衍、倒问题，对文章断句、文字读音、通假字等问题作了核校，对该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显示了扎实的文献功底，代表了明治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水平，也具有日本学者细读文本的特色。
咸阳研讨会上，郭瑶洁作《〈史记新证〉引文考》，从文献学的角度入手，从非常细微的地方探讨问题，而引发出来的是对《史记》研究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她认为，《史记新证》是陈直参考传世铜器铭文、殷墟甲骨文、竹简等材料及相关文献后对《史记》典章制度、官吏名称以及历史史实等方面作出的考证，地上文献和地下考古相结合，开辟了《史记》研究的新思路，是《史记》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著作。作者大胆地对《史记新证》作出评价，也提出了不足，敢于向权威挑战。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这一做法，也体现了年轻一代的《史记》研究者的创新精神。《史记论丛》加“编者后按”予以肯定和推荐。
太原研讨会上，李月辰作《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指瑕》，以《史记评林》与《札记》进行对照，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讹误，有因《史记评林》版本问题而出现的讹误，列举了9条；因错校而产生的讹误，列举了6条；因漏校而产生的讹误，列举了1条。研究具有独到之处。
八、《史记》地方文化研究，绽放新的光彩
中国史记研究会在这十年中举办的九次研讨会，分别在全国九个城市召开，研究当地文化，成了《史记》研究的一大亮点。
重庆研讨会上，研究巴渝文化。与会代表就巴渝文化的构成要素、重庆主流文化、巴渝文化与重庆文化、巴文化学的建构、巴渝文化的积淀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是一次巴渝文化的大讨论、大交流，对巴渝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于巴渝文化的构成要素，王明凯作大会交流，认为巴山渝水孕育了灿烂的巴渝文化，可分为六大类，即巴文化、抗战文化、三峡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大都市文化、大农村文化。巴渝文化是泱泱大重庆的文化标签，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传承与发展。侯路的《论巴渝文化圈丛》，认为巴渝文化圈的近现代文化体系包括巴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民族文化、现代都市文化，具有刚勇坚毅、开放包容、时尚先进的人文特征。
关于重庆主流文化，熊笃作大会发言，认为“巴渝文化”是贯通重庆古今的主流文化，并从民族来源、祖先世系、图腾崇拜等方面论述了巴与蜀、巴与楚在文化渊源上的不同；巴与蜀经历了九分九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个性和相互交融的文化共性。要寻找一个能够贯通古今历史源流、代表主流而又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则非巴渝文化莫属。说到巴渝文化现实性，魏锦的《巴渝文化对当代重庆文化的影响》，从记忆与传承的角度，阐述巴渝文化对当代重庆文化的影响，形塑了当代重庆文化的区域格局，成为当代重庆宝贵的文化资源、当代重庆人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是助推当代重庆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关于巴渝文化与重庆文化，雷平作大会发言，认为重庆文化、渝州文化、巴文化都属地缘文化，是重庆地区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文化。胡天成作大会交流，认为巴文化的主体内容包括巴民区域文化、族人文化、国制文化、事业文化、艺文文化、信俗文化、邦交文化，要实行集强型力量组合、集约化研究精品、集束式展现成果。
张家界研讨会上，研究大庸文化。大庸，是张家界的前身。田贵君作《历史文化研究与张家界旅游》的发言，认为张家界旅游需要开展历史文化研究，而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可供开发的旅游资源；张家界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如武陵山是华夏文化源流之一，夏朝最早的国都在大庸崇山一带，屈原故里在大庸屈家坊潭口，中国古历法的颛顼历也产生于这里，等等。
杜钢建作《崇山乃夏朝第一国都》的发言。他认为，大湘西是禹王创建夏朝的根据地。禹王的父亲鲧被封在崇山，爵位为伯，称为“崇伯鲧”。禹王在崇山开启夏朝，故禹王也称为“崇禹”，有共工氏后裔四岳辅佐，疏通天下。崇山，即是在今湖南张家界地区。
金克剑作《四证屈原故里在大庸》的发言。一证是“一则迟发1500年的新闻”，认为《太平御览》引《荆州图记》，记载了屈原故里在充县，即今永定区（原大庸县）潭口村，其中说：“南北岸曰屈原之乡里。原既流放，忽然归，众人喜悦，因名南岸为‘归乡岸’。原有姊，闻原还，亦来归，贵其矫世，乡人又名其北岸曰‘秭归岸’。”二证是“‘三闾宗坊’四十八字赞诗”，其中有“三闾族籍，兰芷馨香”，三闾，即指三闾大夫屈原。三证是“藏在坟墓里的《屈氏族谱》”，找到了《屈氏族谱》的老谱、老瓜藤谱原物。四证是“让文物说话”，找到了数量可观的“国史典籍、民间口传（非遗）、历史地名”三重证据。以“四证”来论证屈原的故里在大庸。
李书泰作《大庸古国遍地都是炎黄文化》的发言。他主张，应当从师祖信息、古人信息、古族信息、古蛮信息、古市信息、古国信息、古帝信息、古贤信息、古城信息、古墓信息、古陵信息、古简信息、古艺信息、古乐信息、尧帝信息、天文信息、神都信息、神山信息、神岩信息、神木信息、神草信息等21个方面，加强对崇山远古文化、始祖文化、创世文化、本源文化的高度关注和深度研究。
关于贵州民族文化，在太原研讨会上，作为重点研究专题。陆景川研究且兰国，认为司马迁记叙西南夷归入中国版图的史实，赞扬了各民族渴望统一、坚持统一和维护统一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为当代各民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文化源泉。
方煜东研究夜郎国，认为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侗族，夜郎得名于侗族的蛙郎崇拜，所谓“竹生蛙，蛙变人”，是蛙从竹节中跳出来而变为人，侗族与夜郎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方冶文研究汉夜郎侯父子祠，考证汉代夜郎县的所在，认为在今贵州榕江古州或周边一带。
韩大强研究李白诗歌的夜郎意向及文化意义，认为从汉代开发、沟通夜郎开始，夜郎与中原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与融合，相互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强调要打破地域限制、认知偏见，充分认识夜郎文化的人文精神与历史价值。
九、《史记》现代价值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研究在当代具有多维度的现实意义。在每次研讨会上，都有《史记》各个层面的现实研究，力求古为今用，为现代文明增光添彩。2025年《史记》研讨会更以“《史记》研究的现代价值”为主题，进行深入探讨。
韩兆琦研究《史记》在今天的现实意义，认为《史记》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思想、卓越的经济思想、强烈的民主性，以及崇高的理想追求，并且特别指出，在当前推行依法治国，司马迁的这种既吸收儒家思想，又吸收法家理论的择诸家之善而从的观点，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朱卉平作《〈史记〉中的理想人格及其时代意义》，认为，《史记》塑造了许多具有仁爱博爱、忠诚正直、智慧谋略、谦虚谨慎、无私奉献、勇往直前等理想人格的人物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对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传承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借鉴意义，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和典范。通过道德榜样、精神激励、政治教化和文化传承等多方面作用，激励和引导人们勤奋进取、追求卓越，弘扬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激发社会责任感，推动当代新文化建设，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咸阳研讨会上，就“史记学与大学生素养”进行主题研究，收录了10篇论文，是《史记》研究领域的新开拓。《史记》是“人伦道德教科书”，就是指导人的成长，提高修养，学会做人。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栋梁人才，正是青年成长时期，如何提高人文素养，是当务之急。《史记论丛》编委会在《题记》中说：“如何使《史记》融入当代生活，在做到古为今用的同时，实现对《史记》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直是《史记》研究者努力的方向。《史记》与大学生人文素养研究的一组论文，呈现的就是这一努力方向的最新成果。这批论文的集中推出，必能激发大学生研读《史记》的热情，推动这一群体从《史记》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李潇瑾论述了《史记》对当代大学生提升人文素养的意义。她认为，《史记》展现了人文精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于当代大学生提升人文素养，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一是有助于养成浩然正气，弘扬民族精神。《史记》所塑造的屈原和李广形象，他们的家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有助于大学生健全自身人格。二是有助于坚守人生理想，发扬奋斗精神。司马迁经历磨难后发愤著书，启发大学生实现自我超越，积极主动“塑造自我”。三是有助于坦然面对困难，端正生活态度。通过苏秦的人物形象，提出大学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应当保持坚定的信念和积极向上的态度。
王长顺研究司马迁的“三不朽”观念对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启示，认为司马迁以“不朽意识”超越死亡，实现生命价值，足以启示大学生正确认识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重视精神生命价值，树立远大理想目标，为实现生命价值不懈奋斗，对当代大学生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陈郑云的《“史记学”的建立对当代大学生人文教育的影响》，揭示了《史记》的人文精神对大学生的启发教育，主要表现在自觉担当的社会责任、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忠诚爱国的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2025年《史记》研讨“《史记》研究的现代价值”，更是把《史记》的“古为今用”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提出了指引《史记》研究方向的重要命题。高红霞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本次会议以“‘以史为鉴，汇通文明’——《史记》研究的现代价值”为主题，既是对《史记》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更是对“如何让古老经典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这一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既紧扣学术前沿，又立足现实需求；既关注历史深度，又着眼世界广度，充分体现了专家学者的学术远见与责任担当。《史记》的现代价值，一是首先体现在它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历史镜鉴。从文景之治的民本思想，到商鞅变法的制度创新；从张骞通西域的开放胸襟，到屈原上下求索的爱国情怀，这些历史经验与精神内核，至今仍对我们推进国家治理、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我们正处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深入研究《史记》中的历史智慧，从古人治世、兴业、修身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能够为我们破解发展难题、应对风险挑战提供历史参照，让“以史为鉴”真正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实践指南。二是体现在它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精神资源。《史记》所蕴含的大一统理念、民本思想、诚信观念、家国情怀，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会议探讨“数智时代《史记》文化传播与文旅融合”，正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让《史记》从书本走向大众，从历史走向现实，让更多人了解《史记》、读懂《史记》，让《史记》文化成为增强民族认同感、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三是体现在它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视角。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史记》不仅是中国的正史之首，更是世界历史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它记载的中外交流历史（如张骞通西域），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开放精神；它的历史叙事方式，对东亚乃至世界史学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而《史记》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名片，其域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次会议设置“世界文明视野下的《史记》研究”“《史记》域外传播研究”议题，正是要推动《史记》研究走向世界，让更多国际学者了解《史记》、研究《史记》，通过《史记》这一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文化支撑。
十、《史记》文本等字梳理，填补研究空白
《史记》文本等字梳理，是《史记》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项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研究，是《史记》文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攻关方向。从2015年开始，张大可先生与朱枝富共同进行了这项研究工作，将《史记》全文进行系统梳理。所谓“文本梳理”，就是以生成“简体读本”与“等字读本”为目标，对《史记》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对其中的每个段、每句话、每个字甚至是每个标点符号，都按照通用规范或等义替换的要求进行分析思考，形成“《史记》文本等字梳理研究”。“简体读本”与“等译读本”两者略有区别，“简体读本”注重文字规范，既避免当简而不简，也防止不当简而简；“等字读本”力求文字通俗，按照等义替换、等字翻译的原则，将原文中深奥难懂的字词予以替代、更换，以全新的面目示人，可称为“现代读本”。
《史记》，是一部国学根底书。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文本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整理研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予以翻译，形成白话读本，功不可没，但没有形成最新的比较规范的“简体读本”，也没有形成通俗易懂的“等字读本”。师法司马迁当年改造古文的方法，突破一些传统的思维和观念，运用现代思维审视《史记》，以现代语言改造《史记》，以现代方法解读《史记》，对《史记》文本进行梳理研究，适应现代人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推出普及版的“《史记》简体读本”“《史记》等字读本”，便于大众阅读，这是《史记》文本研究的新尝试，是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也是《史记》研究者的重要使命。做好这项工作，将有助于将《史记》文本研究深透，将《史记》研究引向深入，取得实质性进展，开创一种古籍文本研究的新形式、新样式，或者说，是开拓一种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品种、新产品，对于《史记》研究的深入与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史记》文本等字梳理，是对《史记》文本进行通俗化、规范化梳理，对《史记》原文原字甚至是标点符号进行分析论述。首先，以中华书局修订本《史记》为基础文本，按照删繁（繁体字）就简、去异（异体字）标新、弃假（通假字）用正、舍古（古义字）存今、同义（同义字）求俗、生冷（生冷字）替代的原则，一律替换成规范简体文字以及含义相近的通俗文字。其次，进行《史记》段落划分的系统梳理。按照条理清楚、详略得当、突出主线、方便阅读的分段标准，对《史记》的自然段落进行统筹思考，精准划分，形成比较合理的、有一定规范的自然段落。再次，进行《史记》标点符号的系统梳理。参照“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按照现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对《史记》的句读进行重新思考，予以更新、改正，改造长句，完善句式。第四，进行《史记》原文内容的系统整理。参照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汇集考辨、综合思考，并断以己见，对明显的讹、误、衍、脱的字、词、文，不害原意，能改则改，力求更加准确，更加完美。
开展这项研究工作，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与难点问题，主要是六个方面：一是文字的讹、误、脱、衍问题，予以订正、修改。二是史实的考订问题，文本中的一些记载和表述，与历史事实不够吻合，甚至有严重误差，予以纠正、修改。三是前后文歧异抵牾、表述不统一等问题，同一个字、词，正、假混用，异、讹同存，进行统筹考虑，予以修正。四是格式问题，不合规范要求的，予以统一，予以规范。五是段落分析问题，或标准不一，或含义不清，或主次混同，或长而无当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逐篇研究思考，予以正确分段。六是标点符号问题，如不符合规范、使用不当、遗缺疏漏等，进行认真的推敲和修改。
对此，《史记》文本梳理着重进行十二个方面的研究，即：一是繁简转换疑难问题研究；二是异体字使用问题研究；三是通假字问题研究；四是义同字异问题研究；五是艰深晦涩字词替代问题研究；六是疑难句式问题研究；七是疑难句读问题研究；八是文本分段问题研究；九是古今地名异同问题研究；十是文字讹误问题研究；十一是史实订正问题研究；十二是文本版式问题研究。
目前，这项《史记》等字的梳理，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中国史记研究会《史记论丛》 、北京史记研究会《史记研究》 、《渭南师院学报》 ；在北京市《史记》研讨会第三次年会上进行重点讨论交流，也在中国史记研究会、华中师大《史记》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其研究成果曾向国家相关部门申报课题研究成果奖，文稿将在适当时候由相关出版社出版发行。
最后，对于《史记》研究的研究评议、海外传播、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等，每次研讨会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交流，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张家界研讨会上，丁德科作《两千年史记学研究》的发言，以“史记学”作为研究和解析的对象，探讨两千年史记学的研究风貌，从本、注、评、著、歌、戏、传、人、台、质等10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本，即关于《史记》的各种版本，包括写本、刻本、全本、选本等，各种版本的兴盛与《史记》研究的深入、广泛传播密切相关。注，即对《史记》文本的考证、注释与研究，古今中外学者对《史记》文本研究呈现出从文献史料研究到全本文献研究的飞跃。评，即对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包括对《史记》编纂体例、实录精神、《史记》人物、文章风格等方面富有真知灼见的评论。著，即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论著，呈现出诠释性、辨析性、普及性、理论性等特征。歌，即传诵司马迁与《史记》的诗歌，用诗歌形式品评，在诗歌中运用《史记》典故作为比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戏，即以戏剧形式反映司马迁，传播《史记》，具有内容与形式的时代特性、虚实相生的艺术构思、寓教于乐的教化功能等特点。传，即以多种形式使《史记》故事、名句、人文观念广为流传颂扬，熏陶滋润人们心田。人，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学人，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史记》研究家与《史记》人文精神践行者两方面的特征。台，即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平台，具有众多、学术、教化等特点，是司马迁人文精神与《史记》研究、传承与普及的载体。质，即司马迁精神，或曰《史记》精神，为历代研究者探索、提炼、概括，为历代仁人志士所遵循。
在重庆研讨会上，张新科先生作大会总结发言，认为《史记》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要做到“四化”：一是综合化。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史记》研究，资料需要系统的总结梳理。这次对司马迁生年的梳理，就是综合化的体现。二是理论化。《史记》研究不能只停留在零散的资料上，应进一步提炼出理论问题，这样的研究才更具生命力。三是信息化。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学术研究从手段上也应有所改进。传统的手工作业应当继续保持，同时要建立资料库、数据库。四是世界化。《史记》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文化的经典；司马迁也是世界文化名人。要积极与国际研究机构、学者加强联系，真正将《史记》研究推向深入。学术研究还应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学术研究只有与现实相结合，才更具有生命力。
在咸阳研讨会上，张大可先生作《什么是历史，怎样做历史研究》的发言。他从“商都五迁与盘庚迁殷”和“项羽是否死在乌江”两个典型案例入手，阐述了历史哲学的一个重大命题，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他认为，“历史”有两个释义：一是“历史”的本身，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存在的物与人和事，是“过去的事实”。二是“历史学”的概念，是“过去事实的记载”。消逝的原生态历史已不可知，已知的历史是历史家凭借语言、文字记载的历史记忆而重新复制的历史。原生态历史只有一个版本，而语言、文字留下的复制品历史可以有若干个版本。因此，历史研究，就是对已知的复制品历史进行研究，揭示出作者的历史观，升华复制品历史，使之无限接近原生态历史。
在太原研讨会上，王志刚作“人类世和新时代的《史记》研读和研究”的发言，认为《史记》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也是所知世界的历史叙事，更是一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叙事，还是一部天、地、人三才在一起的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叙事。《史记》的最大历史贡献之一，就是维系和促进了中国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史记》研究上，要为天地立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生民立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往圣继绝学，弘扬中华文化和文明；为万世开太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要深入思考《史记》之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系，从全球史学史、世界史学史层面推动《史记》的学习，思考和发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新的时代内涵，揭示广大精微的中国史学史。在新时代，要创造性地继承和转化《史记》元典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明的经典和历史，引领人类走向永续发展。其思考的问题至深至大，跳出了一般的《史记》研究范畴，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从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学习和研究《史记》，可谓紧扣时代脉搏的振聋发聩之声。
在韩城研讨会上，以“《史记》研究的现代价值”的命题，明确了未来研究方向。张大可、张新科等学者在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的《史记》研究，将进入深化与现代价值挖掘的新阶段，核心是构建“新史记学”理论体系，通过“史记魂”凝聚民族魂与国魂。
（一）核心内涵：从学术研究到精神升华
史记魂，是《史记》精神与民族文化基因的凝练，核心包含四个维度：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智慧，司马迁用“探究始末、见盛观衰”的思维构建三千年历史，为当代文明发展提供借鉴，彰显中华文明传承不息的历史担当；二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司马迁客观公正的书写传统，转化为学术研究的求实态度和社会治理的诚信原则；三是“发愤著书”的人格力量，司马迁忍辱著史的坚韧品格，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高度契合，可通过“史记学新人奖”等项目实现代际传承，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四是“大一统”与“民为邦本”的政治智慧，《史记》强调“海内一统”理念和“富民为本”思想，与当代“人民至上”理念相呼应，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传统思想资源。
（二）当代转化：从研究范式到实践创新
1.构建“新史记学”理论体系：以张新科“新史记学”为框架，融合多学科视角，通过梳理《五帝本纪》的文明谱系，强化“黄帝为文明之根”的民族认同；提炼“为政以德”“革故鼎新”等思想，对接现代社会治理需求，将司马迁的学术自觉转化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
2.推动数字化与多模态传播：依托张大可“全新样式古籍整理”工程，通过“题解”“点评”等方式实现《史记》思想的现代转化；以韩城“司马迁祠—梁带村芮国遗址”为核心，打造“拜司马、读史记”文旅IP，结合行鼓表演、VR历史场景还原，让“铁骨铸史”精神可视化；利用知识图谱、短视频等新媒体手段，扩大受众覆盖面，推动“史记魂”从学术圈走向大众。
3.加强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借鉴俄罗斯、美国等研究学者的翻译经验，完善日、韩、英、俄等多种语译本，推动“大一统”及“民本”思想的全球化表达；通过“《史记》世界普及大会”等平台，将“史记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结合，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特质。
4.拓展跨学科研究领域：从社会史角度挖掘游侠、刺客的“正义观”对现代伦理的启示；用大数据分析《货殖列传》的汉代商业网络；结合天文历法研究揭示传统天人观念，为科技伦理提供借鉴；以巴寡妇清为案例，研究秦汉女性经济角色，打破传统叙事局限，丰富“史记魂”的多元内涵。
（三）实践重点：从学术工程到精神引领
1.经典文献整理工程：完成出版张大可主持的1800万字《史记疏证》，实现文本校勘、注释集成与思想解读的突破；推动“六大史学名著”全新整理，通过“题解”“点评”阐释“民为邦本”等思想的当代价值。
2.青年学者培养与学术梯队建设：设立“史记学新人奖”，支持青年学者、博硕生创新研究；通过“导师制+项目制”，由资深学者带领团队攻关，延续《史记疏证》30多位学者协同合作的“工程化攻坚”模式，确保“史记魂”的代际传承。
3.文旅融合与社会普及推广：以韩城为基点，开发“司马迁诞辰纪念”“史记文化节”等文旅品牌活动，结合行鼓、祭文诵读等非遗元素，形成“学术会议+文旅体验”模式；编写中小学《史记》选读教材，推动“《史记》进课堂”，培育青少年的历史使命感与家国情怀。
4.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定期举办“《史记》与世界文明”国际研讨会，发布《史记》国际传播的年度报告，回应“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史学的质疑；出版《〈史记〉与〈希罗多德历史〉比较研究》《东亚史记学谱系》等著作，凸显中华文明对世界史学的贡献。
（四）前景展望：“史记魂”升华为民族魂、国魂
“史记魂”，不仅是《史记》的灵魂，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其“究天人、通古今”的学识智慧、“实录直书”的高贵品格、“发愤图强”的顽强意志，是中华民族魂与国魂的核心构成。通过理论建构、教育普及、国际传播与学术创新的多维发力，“史记魂”必将升华为民族魂与国魂，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华夏文明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
中国史记研究会自成立以来，致力解决《史记》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每次研讨会都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讨论《史记》研究方向，力求取得新的突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通过电视宣传等多种途径，加大《史记》的普及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史记》，读懂《史记》，研究《史记》；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在完成具有界碑意义的大型学术工程巨著《史记疏证》的基础上，继续以研究会的名义组织公关，完成古代六大史学名著的全新样式古籍整理；要加强国际交流与研究，让《史记》研究走向世界，介绍、了解海外的《史记》研究态势，结合大型纪念研讨活动的举办，让更多的海外人士参与到《史记》研讨中来，让《史记》成为世界人民的《史记》。
最后，以一篇《中国史记研究会赋》的赋文作为对中国史记研究会学术贡献的概括与礼赞。
维岁在乙巳，时维金秋，太史公之灵耀千古，《史记》之学昭九州。中国史记研究会，承千载之文脉，聚四海之鸿儒，以十年之耕耘，铸一代之丰碑。昔东京学者有“史记学在日本”之论，激我同人以壮志；今海内群贤发“史脉魂归中土”之愿，成此伟业于今朝。
观夫盛会九举，星聚云屯：渭南论人文之精神，巴渝品地域之灵秀，张家界览山川之胜概，曲阜究孔儒之精微，韩城之探现代之价值。千余学者，携笈负书，或辨章学术于兰台，或考订史实于残简；十编论丛，积帙如山，七百篇宏文，八百万言，汇百家之智慧，成一代之典册。虽值“新冠”之年，翰墨不辍；纵有山河之阻，丹心未改。此非独人力也，盖有太史公“究天人之际”之魂相感，亦赖张大可先生振臂一呼，群贤景从之力也。
若夫《史记疏证》之役，尤为壮哉！始自甲戌，历三十余载，聚海内贤才五十余人，终成于三十四子。凡例严而架构新，集注、集校、语译、集评，融古今之注疏；文献博而考辨精，汇十三家之大成，破千年之悬疑。泷川《会注》虽善，终逊于今人之创见；施氏《订补》虽勤，未逮于此编之宏深。一千八百余万字，煌煌三十四册，商务印书馆之梓行，实乃“史家之绝唱”后又一盛事也。
至若司马迁生年之辨，三载论争，一朝定论。王国维之旧说，郭沫若之新证，聚讼百年，莫衷一是。今以行年排比为纲，以文献考辨为目，证“前145年”之确，破“十年之差”之惑。《史记正义》之语，终成铁案；太史公之行年，重焕光华。此非独考据之功，亦见吾辈“通古今之变”之史识也。
张大可先生，以耄耋之龄，领此大业，撰《史圣颂》以昭日月：“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国学之根底，资治之宝典。”四语精要，括尽《史记》之魂；六易其稿，倾注毕生之情。复有诸贤，或梳文本之讹误，或探人物之精神，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新篇。
嗟乎！当此之时，“新冠”难遮翰墨香，疫情不阻研讨路。学者或抱病以著述，或冒雨而赴会，盖感太史公“述往事，思来者”之训，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愿也。今日之绩，非一人之功，乃群贤毕至、众志成城之效。
望未来，六大史学名著将新诠，四海《史记》普及大会可期。愿吾辈承此薪火，继以丹心，使《史记》之学，不仅在中国，更耀于寰宇；太史公之魂，不仅昭史册，更铸国魂。则斯文不坠，圣学永传，岂非盛事哉！
铭曰：
史坛振铎，群贤翕集。十载耕耘，十编焕彩。
疏证千秋，生年定谳。魂归中土，功垂万代。
究天人际，通古今变。薪火永续，斯文不昧！
（2025年5月1--9日完成，11月13日修改完善，58页，28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