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从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学者那里，得到很多宝贵的启发和帮助。下面就从自己的体会出发，试提几点请求和建议。

第一，希望音乐史界进一步研究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提供的新材料、新成果。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载籍浩如烟海，有非常丰富的音乐史料，足供大家继续探索阐发。但是，古书不是唯一的史料泉源，特别是时代愈古，传流至今的文献愈少，有些难免经后人修改，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文化面貌。考古学和与之相关的古文字学的成就，对这些缺憾是必要的补充。

建国以来，在各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乐器实物以及有关的图像、文字资料，受到音乐史专家的重视，做了大量的研究。如近年在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大墓出土的整套编钟，有长篇关于音律的铭文，我们只能写定文字，不能了解其中真义，只是在音乐史工作者的大力协助下，才能揭示钟铭的奥秘。铭文中的叙述，又使我们对《国语》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取得比前人更为深入的认识。这样，考古发掘的实物，古文字学的考释，文献的记述，加上音乐史的研究，互相印证，彼此补充，从而丰富人们对古代文化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再举一个有兴趣的具体例子：1956年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是极为著名的。关于这套钟，我们早就怀着一个疑问。编钟中有一件，就是最大的那件钟，铣部两面有12个字的铭文：

惟荆历屈夕（楚国历法的二月），晋人救戎于楚境。[1]

我们觉得这不过是铭文的开头两句，文字并没有完，然而后面的钟上却不再有字了。仔细观察编钟，我们又发现这最大的钟的纹饰，虽同其余各件相似，实际并不一样。最近听说，音乐史界学者就长台关编钟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其最大一钟音值与其他有所不合。这确证编钟是拼凑在一起的，恰与我们的推断相合。

上面谈的是已解决了的问题。在考古学和古文字学中，还存在很多谜团，有待音乐史工作者协助我们去打破。

比如说，《尔雅·释乐》说：“大钟谓之镛。”《说文》的说法相同。镛是先秦古书中常见的乐器，它是什么样子呢？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提出：

今暂以此名殷末周初的大型钟。花纹多作繁复的或变形的兽面纹，亦前后面各一，其方向是以口上甬下为顺。尺寸有甚大者，未见有铭文，亦未见成组者。甬端有时是不整齐的，并非铸后折断，乃是铸时即如此。这因为这种镛是口向上的，甬端是植于座中的，因此不需铸平。[2]

陈氏描述的这种青铜乐器，这些年屡在两湖江浙发现，但它真是文献所说的镛吗？

商代甲骨文、金文里都有“(庸)”字。这个字上半从“庚”，“庚”是象形字，是一件钟形乐器用绳索挂起来的样子。由此可见，真正的镛应该和石磬一样，是悬挂演奏的，其口部应当朝下而不是朝上，商代已经有了这种乐器。那些口部向上、甬端倒植座中的青铜器并不是镛，多数学者称之为大铙，是比较妥当的。口朝下的钟的实物，迄今发现最早的属于西周中期。因此有一种流行观点是，口向下的钟是从口向上的铙发展来的。上述古文字学的分析与这一观点相矛盾。所谓铙是怎样演奏的？铙和钟究竟是否同一乐器种类的不同发展阶段？这是我们要向音乐史专家请教的问题，希望能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进一步作出研究。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相信类似这样的种种问题，在音乐史工作者和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等专业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下，都会逐次得到解决。

第二，希望能着重探讨古代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域性问题。我国自远古时期就是一个幅员广阔的文明国家。晚清以来，学术界有一种偏见，以为夏、商、周三代王朝的范围是相当狭小的，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主要是当时考古工作没有开展，有关古代遗存的文物只在黄河中下游少数省份发现。近几十年，随着文物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人们的眼界逐渐开拓，知道商周王朝的统治区域是很辽阔的，在王畿外有诸侯，其周围还有附属的大小方国。中原文化经常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融汇，彼此互相影响，互相沟通。所以，古代文化的统一性和地域性，是文化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非常希望音乐史界在自己研究中能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对整个古代文化史的探讨作出重要贡献。

这里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音乐的学者来解决。例如人人都知道《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集，本来是能够形之歌咏的。原来的曲调固然早已失传了，后世还编了种种“诗经乐谱”，付诸实际的演奏演唱。《诗经》的十五国风，地域分得很细，像卫国，就按照武王伐商后的分划，区别为邶、鄘、卫三国。这种分国的排列，不是后人强加的，是原来固有的。近年在安徽省阜阳双古堆出土的汉初竹简本《诗经》，就是按国别分篇，和今本一样。可以设想，十五国风代表了十五种地方曲调，好像今天我们讲梆子，有河北梆子、河南梆子、山西梆子、陕西梆子等等。这说明，诗有着鲜明的地域性。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注意到，十五国风又有着非常明显的统一性。这十五国，由西到东，由北及南，纵横千里，然而它们的这些诗在用韵上却是一致的，这已经为乾嘉以来许多古音学家反复证明了。这一点在今天的方言里还做不到，比如有的山西方言就分不清-n和-ng，以致作诗词把韵脚押错了。《诗经》却不是这样。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经过文人加工，也许就是孔子删《诗》的结果吧？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也是不对的。因为，从北宋到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有韵的青铜器铭文，秦、齐、晋、楚、徐、越等国都有，其用韵仍然是一致的，而且和《诗经》相符合。这样统一的韵部分划，无疑是古代文化统一性的具体表现。

统一性和地域性是一对矛盾。我国的古代文化是居住在中国广大领土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人民，其文化处于不停顿的交融过程之中，所以既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又有广泛的统一基础，我想古乐也是这样。擂鼓墩大墓编钟铭文详记曾国（我们认为就是文献中的随国）和申、楚、周、齐、晋等地律名、阶名的对应关系。究竟怎样看待古乐的地域性和统一性，这和整个古代文化的发展有怎样的联系？也是我们要向音乐史界的学者们请教的。

第三，希望不要过低地估计古代的文化水平。

我国古代文化绚丽灿烂，早为世人所公认。但近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证明，我们过去对古代文化水平的估计，恐怕失之过低了，需要对一些传统的看法作出必要的纠正。

大家知道，历代学者对古书的辨伪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清代几位大家，目光犀利，成绩卓著，我们应当继承他们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坚持真理、不怕打碎偶像的精神。不过，辨伪是不能过头的。事实上，有些辨伪家的工作是过了头了，也就是说，把一些真的古书定成了伪书，弃之不顾，其结果是导致了古史的虚无主义。有关古代音乐的若干史料也是如此，如果不分皂白，一概抹杀了，势必使古代音乐史变成一张白纸。

《左传》包含不少音乐史料。过去曾有人认为这部巨著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一手伪造的，这种论点至今绝大多数人是不相信了。40年代初，罗倬汉先生写了一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以大量材料证明司马迁著作《史记》依据《左传》，而当时的《左传》就是今本。后来，日本学者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其方法与罗氏相似。近年许多考古发现，都反复证明《左传》所记是古代的信史。看起来，《左传》作为史料的名誉已经得到恢复。

《周礼》也包含不少重要的音乐史料。最近发现不少周代青铜器的铭文，可以与《周礼》的记载相印证。如陕西周原出土青铜器有人名“裘卫”，官职即《周礼》中的司裘，是管理毛皮的。除了《周礼》，别的书里没有这个官名。把《周礼》作为一种重要的先秦史料来使用，应该说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当然，它不是所谓周公致太平之书。

对于某些考古材料的解释，也需要思路宽广一点。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2册图版四，有一件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楼阁形铜饰件。楼阁上部的女乐正在演奏一种弦乐器，从其弹拨手势看，很像琵琶。战国时代是否已有琵琶？我觉得不是不能讨论的。

这样说，并不是讲伪书都是真的，后世一切东西上古都可能有。我只是主张对古代文化的水平不可贬低，应当实事求是，如实地给予估价。

最后，希望正确看待音乐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古人，特别是先秦时代的人们，对音乐的看法和今天我们的观点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应当了解当时人怎样看待音乐，音乐在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里占据什么样的地位，给予正确的分析研究。这一点，我觉得目前做得还是很不够的。

中国古代对乐十分重视，把乐列为“六艺”之一，作为教育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音乐在当时绝不是单纯的娱乐，而有着重要得多的意义。有些论著，把古乐描写成只是贵族的淫侈享乐，这恐怕是把古乐看得太狭窄了。古人以礼乐并称，有着深远的根源。在远古的时代，宗教性、政治性的礼仪总是与音乐舞蹈同时兴起，互相联系。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有祭祀也就必然有乐舞。关于商周的礼，特别是祭祀，前人做了较多的研究，而对配合祭祀的乐舞，已有的探索便很少。事实上，商代甲骨卜辞有许多有关乐舞的记述。占卜祭祀，不仅卜问所用祭品种类多寡，也常卜问乐舞的设置。

礼和乐又总有一定的思想贯穿其间。著名的《礼记·乐记》，就是从儒家的立场论述礼乐的思想的，是一篇难得的文献。篇中说：“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这就把乐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了。音乐是谐和的，在古人的宇宙观中，乐被视为宇宙谐和规律的体现，所以说“与天地同和”。《吕氏春秋》的《大乐》篇讲得更明白，主张音乐“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而太一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这种思想，在秦汉以后便不易见到。只有充分认识这些音乐思想，才能对音乐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足够的估计。

附记：这篇小文中所论商代有口部向下悬挂的青铜打击乐器一点已得证实，请参看高至喜同志的《论商周铜镈》，载《湖南考古辑刊》1986年第3集。

(原载《人民音乐》1981年第6期。今据《缀古集》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来源：出土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