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并基于此总要求，提出了加强国际传播、国家形象、文明交流互鉴等的具体要求。这是对“十五五”时期国际传播工作的总的部署，对于新闻舆论工作、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对“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解，应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看待，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明确要求，同时，应从提升新闻舆论、国际传播工作水平的角度来看待，这为构建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提出了明确方向。对“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解，既要从实践中发现行之有效的经验与路径，也要从理论上阐释其学理性、启发性意义。对“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解，可以为中国新闻文化建设提供总体指引与基本框架。

一、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论内涵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已经成为关乎国家文化发展与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问题，具有强烈的实践需求，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从学理上看，这一论断为当代中国文化理论与国际传播理论提出了鲜明的文明视角，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向，换言之，要从文明建设的维度与高度来思考中国的新闻理论、传播理论与文化理论。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要求，这体现了中央对“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一以贯之的重视，同时，从“增强”到“提升”的一词之变，也具有值得分析的意味。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增强”是加强的意思，“提升”是提高的意思，[1]仔细品味，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说，前者是量的累积，后者是质的改变。这意味着在“十五五”期间以及更长的时期里，对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包括历史与当代两个维度，既要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又要有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观照与提炼。从全球视野出发看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目标，考虑不同文明的共通性与共同性，中华文明的突出历史价值内涵是人文精神，特别是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中华文明的突出当代价值内涵是全人类意识，特别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这些具有共同接受度的文明内涵，应从理论上更深入地阐释，并使其成为对外传播活动的理论基础。要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就要在新闻报道、媒体活动、文化创造中准确地把握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内涵与当代价值内涵；而要让当代中国新闻实践、国际传播实践更好地传播中华文明，就要在新闻理论、国际传播理论中引入文明视角，以文明理论来扩展理论体系。

从新闻理论上看，要将新闻文化理论作为新闻理论的重要组成。在传统的新闻理论体系中，新闻文化与新闻采写编评等新闻业务知识，新闻真实、新闻价值等核心新闻理论概念相比，并不具有同等重要的学理地位，新闻与文化的关系只是少数新闻学者研究的话题，在新闻学术界并不具有足够的关注度。而从当代新闻实践、国际传播实践来看，由于全媒体传播、全球化传播的出现，仅仅信息的准确、快捷已经不能够充分实现传播效果，事实上，信息内容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观等文化特质成为影响信息接受程度的关键要素，具有人情味、人文感的表述更容易获得受众共鸣与转发。这种人情味、人文感体现在对新闻信息的生动细节把握上，植根在中华文明的丰厚精神中，这种能力是当代优秀新闻人具有的不可被人工智能与非专业人士替代的能力，也是值得新闻理论特别是新闻文化深入研究分析的理论命题。不论是当代新闻活动中的情感取向，还是新闻学研究中的人文转向，特别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战略方向，都表明强化新闻文化理论、开展文明传播理论研究应该成为当代新闻理论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新闻文化的重视可以很好地提升新闻教育的质量，提升新闻人才的专业性与竞争力。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力愈发强大的时代，要以新闻文化来引导新闻技术，让新闻技术向新闻文化对齐，而不能相反，这是让新闻专业保持独立与尊严的重要依托。在新闻教育中，要让青年学生掌握最新的技术应用，与此同时，还要掌握最深的文化储备，这对青年学生与青年记者来说，是新闻能力的“双翼”，缺一不可。新闻传播活动的文化底蕴是深厚的，新闻传播活动的文化效果是深远的，而这些文化底蕴与文化效果都需要以加强新闻文化的理论与教育为基础。

从国际传播理论上看，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从历史视角看，中国文化是具有强大魅力的文化形态，这种魅力是深刻的、普遍的。熟悉中国科技史与中国文化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说过，“中国文化其实是唯一与我们西方文化具有同等复杂性和深刻性的伟大思想体系——至少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肯定是同等复杂”。[2]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对中华文明挖掘得越深，就越具有以文化同世界对话的信心与内容。从当代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使得中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显示度，这是开展国际传播的良好外部条件，但要注意的是，对中国的国际传播应避免仅仅传播中国的“强大”与物质成就，而应更注重传播中国的“美好”与精神贡献。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任务，但仅仅向国外提供一些表层性、描述性的文化符号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把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炼出来，把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展示出来，这就需要做到返本开新，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把中华文明中具有的体现全人类意义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核传播出去。

对新闻媒体来说，要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有效的方式就是从文明视角来研究国际传播的新规律，通过深挖中华文明来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要熟悉国际受众需求，了解区域国别差异，不能是内宣内容等同于外宣内容，也不能是国际政治传播等同于国际传播，更不能是以面向少数西方国家传播等同于国际传播。调研表明国际传播中应具备两个认识：全球传播不是西方传播，英语传播不是全球传播。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会认识到，这个世界是高度丰富、复杂的，因此从文明视角来看待国际传播理论，必须坚持以文化多样性的理念作为理论基础，探索中华文明内涵挖掘与传播的基本规律。

在“十五五”期间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需要有全新的新闻文化理念与国际传播理念，立足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提升，培养一批具有开阔全球视野、深厚文化底蕴、创意叙事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推动主流媒体功能与机制的全面转型，形成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流媒体舆论新格局。

从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论建设上看，要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把握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深刻意义。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进程中，要坚持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基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设，不论是推动新闻文化发展还是以文化同世界对话，都要强化文化主体性；二是基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弘扬，牢牢把握中华文明固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善于将这些特性以当代传播形式展示出来；三是基于全球文明倡议精神的践行，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增强还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仅是为了论证中华文明的价值所在，更是为了阐明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的可能性与创造性，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文明百花园建设。

在“十四五”期间，得益于国家对中华文明建设与传播的重视，得益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明确，得益于中华文明传播实践的探索创新，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断增强，主要体现为：文明传播内涵更加清晰，文明传播手段更加丰富，文明传播主体更加多样。围绕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现象级传播内容与产品，这些传播内容与产品不是一时性的，而是具有长期性、规律性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这不仅是对既有经验的梳理，更是对未来方向的明确。

二、文化遗产资源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源头活水

考古学家李济认为：“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把它关在一间老屋子内，孤芳自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3]事实上，近些年来，以考古热、博物馆热为标志，对中国历史关注的社会热度持续提升，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愈发得到重视，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以北京中轴线、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标志，中国的文化遗产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承载中华文明的具体信息，在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感染力。近些年，中国通过博物馆建设、文化遗址建设、各类考古工程、文化视听作品等全面推进文化遗产的价值阐释与传播，而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许多新闻媒体都开设了“文化遗产”专栏，或给予文化遗产内容大版面、长时间的报道，这些举措都有效传播了文化遗产的价值。

从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视角看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中国来说，文化遗产成为文化记忆，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支撑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引领文化自强。对世界来说，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互鉴，推动人类相知与团结，推动文明多样性理念的形成，有利于人类新文明的建设。

挖掘文化遗产资源，既要重视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又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物质文化遗产是可见的，包括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历史村镇等，重点在保护，尤其要注重保护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在保护的基础上、在最小干预这些遗产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文旅项目的开发。在开放过程中，重视文化和科技融合、重视数字化展示与沉浸体验空间打造是有效的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点在传承，注重采取切实政策措施培养传承人，并将非遗的传承与展示结合、传承与研学结合、传承与商业开发结合。对媒体来说，在文化遗产的传播中，既要重视有形资源及其影响力的展示，也要重视无形资源特别是遗产传承人的精神的弘扬。

挖掘文化遗产资源，既要重视传统文化遗产，又要重视工业文化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红色文化遗产。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丰富的，工业遗产体现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历史脉络，其厂房与厂区成为当代文创园区的重要空间，农业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国农耕文明，各种水利灌溉系统、农业综合生产系统等可以成为文旅研学的生动场景。红色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艰苦卓绝，许多革命人物的故居、战斗遗迹等具有极高的展示价值，应该受到更大的保护与开发。在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许多抗战遗址及文物展吸引了大量参观者，体现了红色文旅的旺盛需求。而大量媒体集中对红色文化遗产的报道，极大地增强了这些遗产的传播力影响力。

挖掘文化遗产资源，既要重视显示度高的文化遗产，也要重视显示度低的文化遗产。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文化遗存，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与传播中容易受到关注，但许多普通人物、日常民俗、民间建筑的文化遗存，比如山间古道与乡间古驿站等，往往就得不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而这些显示度低的文化遗产，恰恰是整个文化遗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也是历史的记忆与集体乡愁的载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体背景与框架。对这些显示度低的文化遗产，也要给予充分的保护，采用“绣花式”的微改造进行开发，与此同时，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县域媒体应给予细水长流式的报道，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

三、乡村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广阔舞台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离不开乡村的，“要明白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得到乡下去看看那些大地的儿女们是怎样生活的。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 么方式，决定了这人群文化的性质。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4]事实上，正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乡村的紧密关系，在传播中华文明时是离不开乡村的。

中国的乡村发展已经从“脱贫攻坚”走到了“全面振兴”的新阶段，乡村文化的独特作用愈发凸显，这不仅对乡村振兴有带动作用，也在传播中华文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城市相比，乡村的文化资源似乎没有那么集中与炫酷，但却是深藏不露、日用不知的。乡村独特内生资源有二：一是生态，另一是文化。生态是显性的资源，文化是隐性的资源。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植根在乡村，保留在乡村，中国乡村的文化基因是深刻的，文化生命力是旺盛的。近些年来，以文化作为中国乡村全面振兴的着力点，成为独特的“窍门”与“法门”，也为传播中华文明提供了新舞台。

聚焦当代中国乡村，可以研究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的新路径，探索“多样性”与“小叙事”的国际传播新理念。笔者通过近年来的乡村调研发现，不论是处在中西部地区乡村的贵州榕江“村超”与少数民族非遗，还是处在珠三角地区乡村的广东南海“龙超”与“艺术墟”，这些乡村文化都具有历史的积淀与内生的力量，不仅激活了乡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带动了乡村的综合发展，而且在传播中华文明中也产生了显著作用。推动乡村文化及其传播的研究，需要交叉学科的视野，需要从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挖掘研究对象，由此，可以让研究者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理论传播中国道路，体现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独特实践。

在乡村文化发展中，人、传统、生活是三个基本要素。人是指乡村中活跃的人，传统即乡村自有的历史沿袭，生活则体现在乡村日常中。分析许多成功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就能发现：只要能够把乡村文化传统挖掘出来，成为当代乡村日常生活，再把乡村之外的社会人士吸引进来，实现新乡人、返乡人、原乡人的互动，就能让乡村成为新的人文艺术体验地、文化旅游目的地、人文经济实践地。

乡村在传播中华文明时有三个重要的着力点：首先要强调的是在地化，真正把在地的资源与地方的文脉挖掘出来；其次是人情味，街里街坊原住民的存在与日常生活，其中蕴藏着深独特的人情味；再次是知识型，乡村文化与乡村传统中具有的知识型要素、知识型收获对传播越来越重要，不论是乡村传统中具有的农业文明、非遗技艺，还是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精神，都可以成为具有文明传播力的鲜活内容。

乡村文化发展的综合效应是巨大的，推动了经济增长、提升了社会活力、激发了市场动力，展现了中国乡村新形象，也进而展示了中华文明新形象，有着出乎意料的带动性与辐射性意义，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近年来，文化科技融合推动文化新业态蓬勃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以网络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视听为标志的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取得大的进展，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化内容制作中大幅度应用，技术快速迭代，各种新文化内容和新文化业态不断出现，全新的具有科技感与时尚感的文化样态，让人看到了文化科技融合带来的文化新质生产力，更是让科技成为当代中华文明传播的重要利器。

当代中国文化科技融合的优势来自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力量辐射进入文化领域，形成文化科技融合的文化产品；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传媒机构、文化企业越来越具有对不同文化的快速吸收能力，能够敏锐捕捉到国际文化科技融合领域的新动态，对其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以此形成越来越明显的文化原创能力。

为了进一步推动文化科技融合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新引擎，需要加大对文化数字化的支持力度，依托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优势，推动实现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为中华文化遗产建立数字档案库，其意义堪比中华民族的人种基因库。笔者在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地的文化遗产数字化调研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能实现中华文明的历史信息永久保存，数字孪生即数字永生，更能通过数字分身让文物“活起来”，走向全球，有效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加大人工智能技术在传媒领域、文创领域的创新应用。在当下的对外传播中，内容创作成为新竞争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文化内容创作的大众化、跨界感与高效性，目前单一产品的创新不断出现，但从产品到产业、从样态到生态还需要进一步推进。中华文明具有丰厚的内容优势，当代中国具有鲜明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应该努力将先进内容与先进技术结合起来，成为全球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的引领者。

构建文化科技融合人才高地。要让文化科技融合推动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急需大规模的文化科技融合人才。从传媒机构、文化机构人才结构来看，文化人才缺乏科技素养，科技人才欠缺文化认知，这种“人才断层”是大问题。文化科技融合人才是懂文化、通科技、精商业、明社会的跨界全才，需突破两大障碍——学科壁垒与校园壁垒。学科壁垒的破解，关键在于建立多学科协同机制。高校不能寄望单一学科推进文化科技融合，而应在战略层面整合人文、艺术、新闻、传播、信息等多学科多领域资源。让文科生走进实验室，让工科生理解人文精神与文化IP的商业逻辑，这种交叉培养能催生真正的跨界思维。与此同时，为了摒弃“象牙塔”模式，文化科技融合人才的培养，必须扎根真实产业场景。高校与科技企业、传媒机构可以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实践基地，让学生在数字新闻产品生产、沉浸式体验内容设计等项目中，学习“科技赋能文化”的落地逻辑。

文化科技融合人才需要具有文化使命感，这些人才不仅要有技术能力，更要理解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知道如何用新科技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科技融合中，技术只是工具，人文精神是内核，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根本方向。

五、青年文化创造力成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根本力量

在20世纪60年代，文化人类学家曾经提出了“后喻文化”的概念，强调年轻一代对父辈和祖辈 的文化引导：“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 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我们必须和年轻人共同学习，了解如何走未来之路。”[5]这一富有洞见的文化观念在当今信息化与技术化时代中仍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当代青年作为“数字原住民”充分掌握了新知识新技能，很多时候可以给父辈和祖辈传授知识，提升他们的能力，而引领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方向的也同样是青年人。

值得欣喜的是，当代中国青年作为“平视世界的一代”，对传承中华文明充满自信，对建设世界文明充满热情，这样的中国青年基于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发挥青年创造，做出了大量崭新的、具有个性化、人文感的文化产品，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以“国潮”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生机勃勃，国产文创品、国产电影、国产游戏、国产微短剧等国产文化创造不断出现新爆款引领社会文化热潮乃至全球文化热潮，体现了当代中国青年基于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大幅度提升。可以说，青年创意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青年创意是把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与创造的多样性主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文化发展的主力军。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来看，让“传统”成为“时尚”，需要很强的创意能力。传统形式的完整复制，对于当代文化传播与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比如传统艺术形式，仅仅是传统形式的表演，只能吸引少数“专业爱好者”，但经过青年创意组合与编排设计的作品就能吸引大众并“走红”，各类国风音乐就充分体现了青年创意者的力量，而如果将传统文化引入网络游戏来展现、借助人形机器人来表达、通过时尚传播来打造，则更会具有不可思议的传播魅力与创造活力。

以青年创意视角推动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突破的是文化代际传承中的权威性、复制性、整齐性，这与全球文化传播生态与当代社会文化消费行为的“年轻态”是一致的，也与当代创客群体、创意劳动兴起是一致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需要鼓励与众不同的创意行为，培养对创意行为“容忍”“试错”的社会氛围，尤其对青年的文化创意实践，要给予最大善意的包容、最大力度的支持。对新闻领域、文化领域的青年创意者来说，更好地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坚定文化自信、扎根中国实践，需要有从中华文明历史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汲取营养的能力；同时，要树立正确的文明观，认识到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打破文明交往的壁垒，善于创造流动的、开放的、汲取不同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要让青年创意者发挥作用，新闻媒体、文化机构就要为青年人提供资源与舞台，给予信任与授权，鼓励青年人独当一面、大胆创新。

在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进程中，文化遗产传播、乡村文化传播与文化科技融合都是具有显示度与感染力的实践路径，当然，还有许多方式可以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三种路径只是近些年来最新鲜的、最突出的。需要说明的是，不论何种实践路径，发挥青年文化创造力的作用，让青年创意迸发，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所在。

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持续提升，对于当代新闻舆论、国际传播与文化建设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理论内涵需要不断去深化认识，其实践探索需要不断去拓展创新。中华文明的浓郁人文精神与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所在，为二十一世纪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相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传播中华文明既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中华文明属于人类文明中最灿烂的一部分，中国的未来也应属于人类未来中最灿烂的一部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批准号：23VRC006）成果】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