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我不是文化对自我的认识，也不纯粹是精神层面的自我，而是现实中的自我在文化观念中的体现与反映，集中表现为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习近平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道路探索是如此，制度建立是如此，文化建设同样是如此。只有中国人最了解自己的文化实际，也只有中国人会主动承担自身文化建设的责任和完成自身文化建设的使命，因此，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注重文化自我的建立。

表面上看，文化自我的建立只影响精神生活与精神发展，事实上它也影响着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等与人的生产生活相关的领域。文化人类学家就曾明确地将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等不同形式。古今中外众多思想家也直接将文化与文明联系起来。尽管文明归根结底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但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文化却是形成文明的直接力量。文化不仅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当今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文化建设的全面性上，还表现在需要在尊重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之上将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文化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以此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当然，仅从文化自身的规律研究文化自我建立的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将其与文化建设规律统一起来，才能形成有效的文化自我建立的思路与方法。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一思想告诉人们：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一项文化工作，它更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与综合国力的状况。换言之，只有在先进社会制度与强大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才可能真正建立坚定的文化自我。在落后的经济与政治基础之上，虽然也有可能建构一套文化体系与文化理论，但它必然不会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强大精神力量。

文化自我的建立需要有科学的思路与方法。首先，需要对自身的文化实际与文化发展状况有正确的认识与理解。社会学家费孝通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文化自觉”。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但仅有对文化自我建立与发展状况的文化层面的自觉是不够的，还要有对文化自我建立与发展状况的社会层面的自觉。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文化是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反映并为特定经济与政治发展服务，因而能否通过正确道路的选择并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成了问题的核心与关键，而后者又取决于是否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中华民族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群己合一”的道德观、“身心合一”的修身观、“世界大同”的天下观以及“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等丰富且系统的关于自我及其发展的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既体现了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路与方法，也是中国人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情感样式的集中表现。它们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以及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但由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农业社会与封建制度环境下孕育产生的，其进一步发展必然受到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在先进的社会制度环境下，才能被激活并重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世界影响力。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思想文化理论，又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社会发展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它就能在成功指导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同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与林林总总的“文化决定论”区别开来；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着科学的文化理论支撑，因而它就能够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输入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与各式各样的机械社会决定论区别开来（当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更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因而根本区别于打着“科学”之名而实质上被实践证明为“伪科学”的机械决定论）。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就有深刻洞察。早在李大钊 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明确写道：“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所以，“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马克思主义虽然是科学理论，但它不是教条，不能照搬照抄，必须把它当成行动的指南，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并以此指导道路、制度、文化建设。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实际也正是文化自我形成和建立的过程。

二、“第一个结合 ”为文化自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今天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已成为耳熟能详的真理。殊不知，这一真理性认识的获得却是中国共产党人付出血的代价换来的。正是在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进行反思、对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才明确提出这一原理。“第一个结合”原理得来不易，理解和应用也同样不易。比如，对其中“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解就并非易事。按理说，“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本身就包含多种含义，既包括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物质实际，又包括历史实际与文化传统等。对此，又该如何进行“第一个结合”呢？这里必须得从关键问题入手。

无论对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来说，“道路”都是第一位的，道路决定命运。而从道路的选择来说，“第一个结合”中的中国具体实际首先是指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物质实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理论，是因为它科学揭示了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一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客观规律。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自然有文化契合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揭示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人类解放之路。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从中国客观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以及农村和农民占绝对比重等具体国情出发，逐步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一道路的正确性正是来源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第一个结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正是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坚定了思想上的自我和自觉，为文化自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作为人类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中华文明璀璨而绵长，曾经有着丰富且充实的文化自我。可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渐渐落伍于世界进步潮流，最终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旧中国，不少进步人士试图通过种种方案来改变中国，但都相继失败了。最后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拯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只有推翻旧社会，才能建立新社会；只有打碎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不但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面貌，为后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新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在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又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在此基础上，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文化建设方面，新中国在充分继承和吸收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文化扫盲运动和比较集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进行了积极探索，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任人宰割的状况，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自信心充分提振，文化自我巍然挺立。遗憾的是，后来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文化建设规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曲折，文化自我的建立再次陷入迷茫、困顿的低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推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是好的制度，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明显体现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本质特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与本国的生产力现状很好地结合起来。由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明确要求。这一要求，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先进生产关系可以积极推动生产力发展，落后生产关系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如果片面运用这一要求，走向极端，就会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试图通过人为拔高和推进生产关系来带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的重要原因，在指导思想上反映出的是对于“第一个结合”把握上的偏颇。在重新确立正确路线和正确把握“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邓小平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重大问题，初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其后，江泽民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则进一步认识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始终将文化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中来抓。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新时代“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之后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的发展以及文化自我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和推动“第一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高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得到持续巩固和加强。这一切证明，近代以来的中国，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逐步“失落”的文化自我不仅得到重建和恢复，而且变得更为坚定和强大，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拥有了更为强大的内核力量。

三、“第二个结合 ”使文化自我的建立更加完备和充实

人类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当一个社会发生社会形态变革时，新社会必然要与旧社会在物质与精神方面进行“决裂”，但决裂不等于断裂，新社会仍然需要在旧社会相关基础上进行重建，就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在整个哲学史上是一次革命性变革，但仍然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与费尔巴哈唯物论等的思想精华一样。思想文化变革是如此，经济变革、政治变革与社会变革也是如此。这里之所以强调文化继承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只有文化变革需要继承，其他领域的变革不需要继承，而是说历史现象转瞬即逝，而文化能够承载过去，并通过文化的转化再现过去。当然，并不是所有承载历史的文化都需要继承和再现，而是只有那些优秀因子才需要继承和再现，这也是“第二个结合”的要义所在。

尽管“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但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有了这方面的实践并有了对“第二个结合”一定程度的思想自觉。毛泽东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不但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自觉践行“第二个结合”。毛泽东不仅写出了《矛盾论》与《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中国古代“实事求是”的思想，将其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还提出并推动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江泽民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等理念，背后都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第二个结合”的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民族宝贵精神遗产的时代生命力，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他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明确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结合起来，使二者在彼此契合的基础上融通发展，发生“化学反应”，产生质变，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对于“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和重要结果，他深刻阐释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可见，“第二个结合”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激活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关键的是二者结合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产生，增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自信、自觉、主动，在新的更高层次推动了文化自我的丰富与新生。因此，习近平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提出并强调“第二个结合”，并不意味着减弱和忽视“第一个结合”，事实上，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体共生、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它们在意义上并无轻重之分，但从发生方法和作用性质等方面看还是有所区分的。中国人之所以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深层次讲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天然的契合融通之处，在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上相近相通。当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后，对于一个人口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来说，要想使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并发动农民进行革命，自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他们能够接受和理解的实际结合起来，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和可以接受的思想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当然，这其中也需要结合他们生活实际，如“打土豪，分田地”等）。这其中，既包含有“第一个结合”的内在要求，也暗含着“第二个结合”的精神实质。从文化自我的建立来说，“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同样是一体相关、无法分割的。因为文化自我的建立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尽管“第二个结合”中讲的文化不是一般传统文化，而是优秀传统文化，但优秀传统文化也有一个是否适应和符合特定社会实践需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

这说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结合问题，不单单要有文化方面的评价标准，还得有社会实践的评价标准。随着实践的发展，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需要不断调整与协调。当这些关系还未能妥善处理之时，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领域的“第二个结合”就缺乏科学的衡量标准，此时有效的“第二个结合”是很难实现的。譬如，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与制度相对成熟时，社会总体与各领域的衡量标准才算形成，大范围的“第二个结合”才能有效开展。而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与制度是否相对成熟，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制度体系是否形成。这也是为什么“第二个结合”的过程早已进行，但到建党100周年时才明确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召开之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基本形成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制度体系。这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文化自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和文化基础。

另外，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社会形态不仅可以决定文明形态，还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但社会形态却不能代替文明形态。这是因为，社会形态虽然是一个社会的核心，但却不能囊括一个社会所有领域，它只涉及一个社会的主体框架，而文明形态却要涵盖一个社会所有领域。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当文明形态演进时，那些社会形态没有直接涉及或涉及较少的领域又该如何形成文明呢？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是通过相关领域文化自我形成的方式去发展文明。这里，进行“第二个结合”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日常生活领域就属于这样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在宏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比不大，但中华文化却有着这方面丰富的优秀资源，且这些资源不少已经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起到很好的补充丰盈作用。事实上，党的领导人十分重视生活方面的引领，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个人层面的表述就是这方面的原则要求。若将这些原则要求与中华文化关于这方面的优秀资源结合起来，就可以建立切实可行的日常生活方面的文化自我。有了这方面的文化自我，也就可以渐渐把它践行成生活方式的文明。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的重要考量所在。

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向社会纵深领域推进。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动力来源，就是文化自我，因为文化自我可以作用于理论、道路与制度，从而拓展它们的创新或发展空间。这既是对习近平强调“第二个结合”可以“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一种理解，也是领悟习近平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视角。从横向看，文化自我建立的范围必然要从经济、政治、社会与生态等领域逐步向日常生活等社会其他领域扩散，最终形成一个涉及社会各领域的横向整体文化自我；从纵向看，由于这些领域相关文化自我的形成都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第二个结合”，因而当横向整体文化自我形成的时候，纵向整体文化自我也就会相应出现。因而，当用这种文化自我再去作用理论、道路与制度时，就既“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又“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需要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是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两种本来“异质”的文化直接进行“拼接”，这样的操作只能是“物理拼接”，而非“化学反应”，而非真正的“有机结合”。“第二个结合”所说的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哲学原理和思想精髓的“形上”层面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然后在融通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就是习近平强调 “‘结合’本身就是创新”的原因所在。习近平指出： “‘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文化自我的建立同样遵循这一原理，也就是说，文化自我的真正建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既尊重文化建设规律又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通过两者的“化学反应”才可能完成。

总体来说，文化自我的建立与“两个结合”密切相关，它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之上建立的，又在“第二个结合”中变得更加充实。“第二个结合”有如下意义：首先，它使文化自我建立得更完善，从而能更好地引领社会健康发展与全面进步；其次，由于它有着 5000多年文明这一基础，因而就使文化自我建立得更加厚重，并能够使之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纽带；再次，因它有了明显的民族特性与民族表述，因而就让中华文明在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时有了鲜明文化特性。由于社会是发展的，文化也是发展的，因而文化自我的构建不是静态僵化的，而是动态鲜活的，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两个结合”的指导和作用下，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自我的建立及发展必将更加稳健。

来源：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