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探讨——以瓜州榆林窟为例
郭青林 王彦武 张燕芳
摘要：在《“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提出的“以大带小、一个机构带一片”政策背景下，中小石窟寺如何实现保护管理提质增效，成为文物保护领域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敦煌研究院80年来“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的制度变迁，在系统梳理平安石窟、保护科技与管理机制做法及成效的基础上，以瓜州榆林窟为例，总结与敦煌莫高窟的联动模式，分析灾害预防能力、文物健康状况、预防性保护、数字化、文化弘扬、管理队伍、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凝练出“政策支持为环境保障—区域中心为核心基础—平台体系为运行保障—队伍建设为持续动力”的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以期为全国中小石窟寺保护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莫高窟；榆林窟
石窟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佛教文化等于一体的文化艺术宝库，是我国古代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个缩影，是我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类型之一[1-4]。她见证了中外文化交融的不断创新、繁荣和发展，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文化价值[5][6]。我国现存石窟寺空间上呈“大分散、小集聚”特征，规模上形成“头部—长尾”并存的保护格局，前者如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因高等级保护管理平台和持续财政投入而处于“预防性保护”阶段；后者则以市县级中小窟为主体，占比超过95%，呈现“小、散、弱”，且大部分中小石窟处于岩体失稳防治、渗水治理等抢救性保护阶段，其保护管理水平、风险防范能力和保护利用基础均较为薄弱。
2021年，《“十四五”石窟寺保护利用专项规划》首次提出“以大带小、一个机构带一片”的政策范式，将大型石窟寺的保护管理能力向中小石窟输出，实现保护效能的提升。政策落地的关键在于遴选具备“区域子中心”潜力的中介节点——既需拥有成熟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和人才队伍，又须贴近区域治理场景，能够完成从“技术援助”到“制度平移”的梯度传导。瓜州榆林窟正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典型样本：隶属敦煌研究院，具备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重要平台支持；空间上处于河西石窟敦煌石窟群“簇团”核心，周边分布10余处中小石窟[7]。
基于此，本文借助敦煌研究院“一院六地”格局，全面回溯80年来“以大带小”模式历程，系统梳理在平安石窟建设、文物保护科技、石窟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以瓜州榆林窟为样本，评估其依托敦煌研究院技术积淀与人才储备，在灾害预防能力、文物健康状况、预防性保护、数字化、研究成果、文化弘扬、管理队伍、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取得的保护、研究、弘扬进展；凝练出“政策支持为环境保障—区域中心为核心基础—平台体系为运行保障—队伍建设为持续动力”的石窟寺保护管理模式，以期为全国中小石窟寺保护管理提供参考与启发。
一、我国中小石窟概况
我国石窟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以及独有的艺术风貌和文化内涵，是我国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遗存之一。根据2021年12月24日国家文物局在“十四五”石窟寺保护与考古工作会上发布的数据，我国现存石窟寺2155处、摩崖造像3831处，共计5986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17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85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3361处，另有新发现635处。这些石窟寺分布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国家文物局2004年发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及其2018年的修订稿中规定：10窟以下为小型石窟，10~50窟为中型石窟，50窟以上为大型石窟。据此，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克孜尔千佛洞等满足大型石窟标准；中小石窟在全国石窟寺中占比高达99.72%，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中占比约96.49%。
相对于大型石窟寺较强的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技术团队而言，大部分中小石窟处于“看守”或“看管”状态，文物价值难以得到系统性保护和全面展示利用。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1）中小石窟管理机构分散，工作内容繁杂，石窟保护管理能力欠佳。如我国大部分中小石窟没有专职的石窟保管机构，相关保护管理工作一般由县级博物馆、文化馆、文保中心等文物行政部门代管，在这些基层单位多由行政管理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域各类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安全保护和工程管理等工作。（2）中小石窟的安防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不完善，对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支撑乏力。如大多数中小石窟寺尚未建立有效的实时安全防控系统和石窟风险因素监测系统，而已经建成的石窟寺监测系统，由于技术人员的缺乏而浮于简单统计描述，这些硬件系统和相关数据难以充分发挥应有作用，无法有力支撑中小石窟的安全保存和有效利用。（3）中小石窟利用基础薄弱，文化价值弘扬工作形式单一。如这些中小石窟寺多数以简单的“购票—浏览”为主，缺少完善的导览系统和配套的展陈系统，甚至部分石窟尚不具备对外开放的条件。
二、敦煌研究院“以大带小”模式及其成效
敦煌研究院是负责管理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的综合性研究型事业单位。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1986年成立榆林窟文物保管所，2001年成立西千佛洞文物保管所，2017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北石窟寺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形成了“一院六地”管理和运行格局。
敦煌研究院通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和视察麦积山石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践行“莫高精神”，充分发挥人才和研究方面的优势，近年来持续探索文物安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基础设施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构建了“以大带小”的石窟保护管理新路径和新模式。
（一）平安石窟
围绕精准化预警、智能化防控、信息化管理的目标，通过10余项文物安全防护工程，完成了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石窟寺的安消防系统升级改造，建成“一院六地”文物安全防护系统。结合“一院六地”安全管理带来的新形势，针对信息孤岛林立、人防技防联动手段落后、安全管理手段过于传统、过程与结果缺乏信息化手段支撑与监管等状况，初步建成联通“一院六地”的敦煌研究院应急管理指挥中心，构建“信息综合、科学研判、协同管理、主动预防”的“平安石窟”安全管理新模式（图1）。定期组织敦煌研究院石窟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安全管理培训、隐患排查整治、调研学习、交叉检查、实操与应急处突综合演练专项行动，培养具有文物安全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提高应对文物安全突发事件和管理安全防护系统的能力，打造敦煌研究院规范化、精细化和标准化“文物安全明白人”安全防护团队。
图1 敦煌研究院安全监管平台（作者供图）
（二）文物保护
针对天水麦积山石窟栈道安全、北石窟寺砂岩风化和炳灵寺石窟洪水灾害等问题，敦煌研究院组织开展了国家文物局“麦积山石窟栈道安全稳定性前期勘察项目”“北石窟寺灾后抢险加固和保护维修前期勘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麦积山石窟地震灾害风险评价及防治研究”、甘肃省科技重大专项“砂岩石窟寺防风化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等专题研究近10项，初步形成了砂岩石窟寺防风化技术体系、石窟寺栈道保护维修技术体系，提出了炳灵寺石窟山洪泥石流灾害治理框架；并持续改进和完善石窟寺崖体加固、古代壁画保护修复等系列技术，先后组织实施保护加固项目27项，其中崖体加固项目5项，壁画保护修复20项，附属文物保护修复2项。通过院属6处石窟文物资源管理、病害勘察、状态评估，各类风险因素异构感知装备的统一集成，气象、地震等专业机构预警信息的自动聚合，基于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构建了院属石窟监测预警体系（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一期〉）。此外，敦煌研究院还先后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20余项，发表文物保护论文340余篇，出版文物保护专著10多部，获得国家技术专利100余件，编制文物保护行业国家和行业标准2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30余项。
（三）石窟管理
敦煌研究院全面引入质量管理体系，围绕“保护、研究、弘扬”工作方针，构建以文物保护为基础、以学术研究为核心、以文化弘扬为目的、以多元管理为保障，初步建成“一院六地”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平衡协调高质量发展的格局。遵循“世界遗产公约框架下负责任的莫高窟保护与传承”理念，形成以战略为引领的“十位一体”科学管理模式，先后起草《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服务规范》、编制《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导则》；颁布实施《甘肃炳灵寺石窟保护条例》，推进《甘肃麦积山石窟保护条例》编制，开展《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炳灵寺石窟文物保护规划》等修编工作。修订完善人才发展、财务管理、科研激励、工程管理、后勤保障等制度50余项。持续优化工资绩效分配方案，加大绩效激励力度，“一院六地”使用同样的政策，大幅提升了其他几处石窟人员待遇和工作积极性；逐年实施“敦煌研究院青年人才支持计划”“一院六地讲解员培训班”培养青年人才；通过联合开展研究工作，先后依托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培养麦积山石窟、北石窟寺青年骨干3名，依托麦积山、北石窟寺相关研究项目培养东三所青年保护技术骨干10名以上。
三、莫高窟与榆林窟联动机制
1943年，常书鸿、张大千、向达等考察安西榆林窟，奠定“以大带小”跨区域联动的历史起点。此后80余年，敦煌研究院持续派驻工作组赴榆林窟开展壁画临摹、修复、数字化及考古调查，形成人才、技术双重输送。1986年，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成立，正式纳入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弘扬、管理”一体化体系。在机制层面，敦煌研究院把莫高窟“保护、研究、弘扬、管理”4条成熟职能线整体平移，形成“榆林窟需求提出—全院统筹协调—各所联动落实”的联动模式。在技术层面，依托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把环境监测体系、文物保护技术、价值阐释研究等成熟模块横向复制到榆林窟，实现“莫高窟研发—榆林窟适配”的梯次扩散。借助这套“制度+技术”双轮驱动的联动机制，榆林窟已建成覆盖10个洞窟的环境监测网络、实现25个洞窟壁画数字化采集、完成34个洞窟壁画的修复，崖体加固工程实现东崖与西崖全覆盖，保护区内百年一遇防洪标准的防洪堤全面建成，保障了12个洞窟的对外开放和20万人次游客的年度接待，推动科研成果持续转化。
四、榆林窟保护利用成效
80余年来，特别是1986年以来，在敦煌研究院“以大带小”模式的持续支撑下，系统开展了榆林窟灾害防御、文物健康、预防性保护、数字化、研究成果、弘扬工作和保护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
在灾害防御方面，2001年，按照百年一遇标准完成了榆林河右岸洞窟密集区域防洪堤的修筑；在此基础上，2021年在河道下游左右两岸完成了约600米的岸坡防护治理，设计洪峰流量596m³/s，缓解了两岸洞窟面临的洪水威胁；经过20世纪70年代东崖顶冲沟回填、80年代浇筑混凝土防渗层、90年代替换三合土层的防渗探索，于2013提出了新型架空盖板—TPO防渗技术，在保证崖体透气的同时阻止了降水的入渗，并于2022年推广至西崖，有效解除了雨水入渗导致壁画病害加剧的威胁；并探索了斜坡挂网—摔石技术，对坡面落石开展综合治理，实现了风貌协调与落石防治的协同（图2）。
图2 榆林窟东崖顶防渗鸟瞰图（作者供图）
在文物健康方面，2013年以来，榆林窟以文物保护工程为主、以年度日常保养维护为辅，形成“抢救—修复—保养—预防”保护体系，累计开展34个洞窟壁画的修复，全面完成了东、西崖体的保护加固，同时配套完成佛塔修缮、防护栏改造等多项附属工程（图3）。通过“崖体—洞窟—壁画—佛塔”的系统保护，榆林窟文物保存状况已基本实现“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转变。
图3 榆林窟西崖保护加固前后对比（局部）（作者供图）
在预防性保护方面，基于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运用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等先进技术，精准监测洞窟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关键环境指标，对榆林窟10个洞窟微环境进行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测，并对接气象、地震等专业机构及时获取自然灾害预警信息；同时，制定了日常巡查和年度检查相结合的人工监测制度，日常巡查由榆林窟保护部门职工完成，而年度检查由敦煌研究院派遣专业工作组系统性开展，全面排除各类安全隐患；此外，还结合榆林窟屏风改造和窟门改造开展相关预防性保护工作（图4）。
图4 榆林窟相关预防性保护措施（作者供图）
在数字化工作方面，先后完成25个洞窟三维数字化采集，累计拍摄284,327张，数据6.16TB，覆盖壁画2061.7平方米，并完成11个洞窟的300dpi高动态范围影像重建；此外，榆林窟第3、25窟在“数字敦煌”中发布，实现全球随时随地访问浏览和全景漫游。
在研究成果方面，1956年至今，榆林窟相关研究文献累计逾150篇，近10年年均发文大于10篇，数量较2000年前增长5倍；2014—2024年，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基金等多项国家级课题，聚焦石窟水汽运移机理、围岩劣化机理、石窟价值阐释、洞窟保护对策等，有效推动了榆林窟的保护研究工作。
在文化弘扬方面，1998年至今累计接待游客96.5万人次，2023、2024年连续两年破20万人次（图5）。为有效应对日益增长的游客数量，集接待、管理、休闲于一体的榆林窟游客中心于2019年全面建成，游客参观预约端接入莫高窟参观预约微信公众号，并将游客管理全面纳入敦煌研究院石窟开放预约平台；此外，在敦煌研究院组织开展的相关展览、文化宣传中，还不断搭载榆林窟相关文化艺术，持续推动榆林窟的弘扬工作。
图5 榆林窟逐年游客接待量（作者供图）
在管理队伍建设方面，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的人事和财务均由敦煌研究院直接管理，日常工作采取“管理—业务”两线构架和“事业编制＋合同制”双轨结构的模式运行，总体在敦煌研究院相关行政和业务部门指导下，由办公室与保卫科承担行政、安全与应急保障职能，文物保护室、文物研究室及社会教育部开展具体业务工作，既优化了人力资源，又降低了运行成本。
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方面，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兰州大学联合编制《榆林窟文物保护规划（2014—2030）》，系统划定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并将保护措施、研究计划、展示利用、管理、基础设施、防灾工程科学设计进近期（2013—2015）、中期（2016—2020）和远期（2021—2030）规划中，为榆林窟保护、研究及弘扬提供根本遵循。
五、结语
敦煌研究院八十年薪火相传，以“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为价值内核，历经“基础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阶段，于2017年形成跨1500多公里的“一院六地”治理架构，推动了甘肃省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的完善。回顾其运行机制，凝练出了“政策支持为环境保障—区域中心为核心基础—平台体系为运行保障—队伍建设为持续动力”的石窟寺“以大带小”保护管理模式及经验。
（一）政府机构政策支持是“以大带小”管理模式的环境保障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麦积山石窟时强调“赓续‘莫高精神’，潜心为国护宝”。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敦煌研究院相关工作，为敦煌研究院“一院六地”模式的稳定运行，依托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模式带动其他石窟高质量运行提供了宝贵的政策环境支撑。
（二）培育高水平保护管理区域中心是“以大带小”管理模式的核心基础
依托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敦煌研究院在崖体加固、壁画保护、数字化采集、风沙防治、土遗址保护加固等领域形成成套技术体系与标准体系，形成战略为引领的“十位一体”科学管理模式，为敦煌研究院打造“一院六地”格局和“以大带小”模式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人力资源基础。
（三）打造保护管理平台体系是“以大带小”管理模式的运行保障
基于莫高窟监测预警平台，升级建成的“一院六地”统一监测预警体系、安全监管平台与旅游开放调度指挥平台，实现六地数据实时汇聚、风险智能研判、资源统一调度，形成数字化、可视化、精细化的治理中枢，为“以大带小”提供了平台保障。
（四）加强完备的人才队伍建设是“以大带小”管理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敦煌研究院建院以来，一直将人才培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项目带动人才培养、院校协同培养、以老带新培养等多元培养路径，形成完备的人才梯队与人才联合培养模式，为推动敦煌研究院院属石窟保护高质量平衡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
（致谢：本文撰写过程中敦煌研究院办公室、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文化弘扬部、保卫处、榆林窟文物保护研究所等相关部门提供了较多详细的资料，这里一并致谢。）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