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藤城市理念视角下的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思考
戚红年 摘要：在全球线性文化遗产趋向整体性保护的背景下，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历史文化街区面临更新零散化与文化同质化等问题。本文借鉴蔓藤城市理念，构建“主蔓—叶片”系统框架，揭示运河廊道与街区的有机关系。通过剖析大运河江苏段不同段落典型街区的空间基因，发现存在南北模式仿同、商业开发单一等现象。基于此，建议作为主蔓的运河廊道应强化整体治理与空间联动；作为叶片的街区更新则需因地制宜：上游彰显军事漕运，中游突出水利商贸，下游延续江南市井。该研究为线性文化遗产沿线街区的系统性保护与特色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蔓藤城市理念；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系统保护；差异化更新；线性文化遗产 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从单体保护转向区域与系统保护，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已成为国际共识。系统性保护的关键在于辨识遗产要素的空间联系与功能互补性，避免“碎片化”保护导致整体价值流失。北美遗产廊道实践表明，建立多层级管理网络可平衡沿线社区的差异化诉求[1]。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将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地域特色彰显与城市功能提升深度融合列为核心任务，这为线性文化遗产沿线聚落的保护更新提供了新的政策导向：不仅要维系遗产的物质形态完整性，更需通过文化赋能激活其在当代城市中的文化叙事功能与社会服务价值，让遗产从“静态标本”转变为推动城市文化繁荣的“动态载体”。 大运河作为活态遗产，其价值不仅在于物质遗迹，更源于千年航运功能与人地互动传统，切割式局部更新会破坏文化基因的完整性[2]。如今，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仍存在明显的“碎片化更新”问题：（1）空间更新零散化：大部分街区以“点状开发”为主，仅关注个别建筑修缮或商铺增设，忽视运河廊道与街区的有机联系[3]；（2）文化表达同质化：空间改造逻辑与文化内涵脱节，导致表达同质化与历史语境缺失。大部分的更新改造项目未深入挖掘运河航运史、地方技术史等隐性文化层，导致集体记忆断裂；（3）治理体系分割化：运河遗产管理涉及各级文物和水利、交通、住建、文旅等十余个部门，形成“九龙治水”格局。各层级、部门间权责边界模糊，缺乏统一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与法定约束力的区域协同规划。沿线地市更新标准不一，在核心价值认知、干预强度控制、展陈叙事框架等方面差异显著，阻碍了大运河文化价值的整体性诠释与协同呈现。 在处理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中普遍存在的系统性断裂问题时，蔓藤城市理念有效阐释了系统要素间的有机关联机制。蔓藤城市理念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提出的一种新型田园城市规划模式，旨在以建筑、城市与环境、自然相融合的理念解决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4]。“主蔓—大运河”作为物质载体与功能枢纽，为历史信息的传承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叶片—历史文化街区”的类型化差异则映射出运河沿岸梯度化分布的人地关系适应特征。 为突破传统保护规划中点与线二元对立的局限性，本文将运河、各支流及其沿线聚落视为具备自组织能力的开放文化体系。正如考古发现所揭示的，自元代起运河流域建筑的空间分布形态即遵循“主蔓引导生长，叶片动态响应”的规律，这一特征不仅证实了该理论对多元文化融合研究的普适意义，更能为大运河江苏段“在系统保护中实现文化繁荣”提供可操作的路径。 一、蔓藤城市理念与大运河街区的系统关联 （一）蔓藤城市理念的系统生长逻辑 1.主蔓延伸性：线性空间的连续性与关联性 运河廊道作为线性空间，其主蔓的延伸特性主要表现为对两岸街区形成的空间约束以及在系统层面的紧密连接。当我们聚焦京杭大运河江苏段[5]，其长达139千米的干流正是这条“主蔓”，它依托自然水系与人工河道相互交织的拓扑关系，成功构筑起贯通江淮平原的空间网络，保证了运河沿线所承载的历史印记能够跨越时空传递。通过GIS的空间解析，我们发现主蔓的线状拓展严格遵循“最小阻力”法则。元代开始定形并延续下来的蜿蜒河道，典型的像淮安清口枢纽的三河分流结构，不仅是古人巧妙应对黄淮水系的工程成就，更深层地奠定了沿岸街区倚河而生、随形就势的空间肌理[6]。像扬州邵伯闸群这类古代水利设施，过去通过周期性调控水位，动态地维系着主蔓航道的通航功能。闸坝在沿线的分布密度，与各个商业街区繁华兴衰的轨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当代交通体系的嵌入，主蔓又生发出新形态的连接作用，江苏运河扬州段的古码头群与沿河路网形成的协同格局，既完整保留了码头石阶、驳岸等历史遗存的原真性，又通过滨水步道与城市绿道的衔接设计，将现代生活功能与运河航运文化体验深度融合，驾车者可通过景观廊道远眺古运河帆影，步行者能沿码头遗址感受航运历史，而沿途的文化驿站更兼具交通服务与运河故事展陈功能，让古今交通形态在空间交织中实现了功能与文化的双重融合。 2.叶片依附性：局部空间对系统的响应与适配 在街区与运河系统的相互作用中，依附性集中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结构性适应，这种有机联系首先展现在空间布局的拓扑结构层面。利用航拍数据，江苏段大运河沿岸有90%的历史街巷走向与主航道形成正交或平行，如此布局既能保障货物装卸的效率，又能塑造出自然优美的临河景观带[7]。具体来看，上游徐州户部山街区呈现阶梯状建筑排列方式，其实质是为了回应运河水位年际波动的现实需求，其台地高差始终较历史最高水位记录保持1.2米安全裕度，清晰展示了次级系统如何精确匹配主干环境参数[8]。中游淮安河下街区其布局形态深度嵌入运河水运网络，是运河功能（漕运、盐运）、自然环境（水网、地形）与人文需求（商业、居住、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体现了因运而兴的功能逻辑，又保留了江淮地区特有的水街共生的空间特色。下游苏州山塘街的廊棚体系借助半开放界面，能够灵活调整商业活动与航运功能的空间配比，证实了局部系统如何动态适应主体功能需求。这种依附关系在文化维度则呈现为集体记忆的层叠累积——沿线流传的武术表演、船工号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可视为古代漕运护镖传统的现代演绎。 3.养分循环性：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与协同 为了维系系统的生态平衡，蔓藤城市理念的“养分循环性”机制令主蔓系统与叶片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具有双向动态特征，这种相互作用还促进了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大运河江苏段的物质与非物质要素通过循环网络相互作用：作为基础养分载体的水系，借助航运水利设施向叶片输送物质资源；文化信息流则沿着主蔓网络，依靠商旅活动传播非物质技艺，从而构建跨区域的文化认同；至于创新要素，例如现代技术，在街区节点处完成转化后，反哺主蔓系统，从而支撑其可持续发展。量化研究揭示，街区间的资源交换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这有力地证明了系统内要素流动的实际效能（图1）。 图1 蔓藤城市理念系统生长逻辑框架图（作者自绘） （二）大运河江苏段“主蔓”的核心特征 1.地理基底：南北水系贯通的线性廊道 作为纵贯南北水系的典型线性廊道，大运河江苏段的地理基底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变化规律。以淮河入江水道作为天然分界，其上游区段（徐州—宿迁）依托黄河故道发育为冲积平原，因河道比降达到0.3‰，从而形成了陡峭堤岸与军事要塞共存的空间格局。中游区段（淮安—扬州）位于江淮交汇区域，该区域分布着17处古代水利设施遗址，形成闸坝相连、商旅云集的复合型地理单元。至于下游区段（常州—无锡—苏州），以太湖平原为基底，平均海拔低于5米，河网呈现典型网状结构，凭借0.8千米间距的支流体系，催生出密集的市井街巷布局[9]。这种南北梯度差异直接塑造了主蔓系统的空间分异特征：为实现军事运输效率，上游河道基本保持直线走向；而为了适应农耕灌溉需求，下游87%河道则顺应地形自然弯曲。最新GIS分析揭示，三类区段在50千米半径内的聚落分布密度相差4.7倍，有力验证了地理基底对叶片空间形态的深层控制作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淮河入江水道作为过渡地带，其两侧10千米范围内的闸口遗址密度呈现3:1的显著落差，这种断裂特征反而强化了主蔓系统的文化过渡功能，从而为整体保护大运河提供了天然区段的科学依据。 2.历史脉络：从“漕运命脉”到“文化纽带”的功能演进 作为线性活态遗产的代表性实例，大运河江苏段在功能演进过程中展示出鲜明的层积式发展特征，体现了其历史积淀的独特性。隋唐时期，漕运体系的建立显著提升了运河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其成为维系国民经济的重要枢纽。北宋年间，为增强军事保障能力，特意在徐州至扬州一带设置了多达72个递铺站点，由此构建起一套严密有序的运输网络系统[10]。元代时期，漕粮向北方运量高峰期高达300万石/年，这一规模促进沿线涌现出59处官方粮仓节点，从而促使主蔓系统初步融合物流调控与军事防护双重实用功能[11]。明清阶段的功能转变格外突出，考虑到河工技术的进步及商业城镇的快速兴起，主蔓系统逐渐从单纯的运输通道转型为具有多重文化价值的复合廊道。具体而言，明代淮安清江浦船闸工程的建设有效推动了中游商业聚集区的形成；而清代苏州浒墅关所征收的关税占到全国总额的12%，突出显示了经济职能的日益增强。近代以后，铁路运输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漕粮运输作用，不过运河作为文化连接纽带和生态廊道的功能反而更加引人注目，彰显其持久意义。1958年，邵伯船闸改造项目创新性地将水利遗产保护理念融入航道整治工作中；多年后，大运河成功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标志着主导功能向文化传承方向倾斜。在当代，大运河文化带战略的实施促使主蔓系统借文旅融合途径重新激发沿线“叶片”的记忆活力，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落位扬州，带动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37%，显示出文化振兴的实际成效。 3.资源禀赋：资源与功能耦合的梯度分布 大运河江苏段的资源条件呈现阶梯式分布态势，水利工程设施与商业遗址、民间技艺在空间维度上存在显著的耦合联系[12]（图2）。上游以漕运军事遗产为核心，12处古代漕仓遗迹平均间隔5.7千米，与明清驻军遗址的空间耦合度高达0.81，形成一处粮仓配一座堡垒的防御格局[13]。中游区域密集分布着近半数的水利工程遗迹，涵盖清江闸等1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布局特征与历史商埠呈现正向关联，有力支撑了借水道促商贸的发展脉络。下游地带完整保存了传统市井风貌，沿岸民居建筑中五成以上仍保持具有前店后宅特征的原真格局，蚕丝生产等6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建筑环境形成共生体系。这种梯度分化源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功能的同时塑造：上游黄土台地地形促成夯土仓储技术推广，中游河网密布催生复合型水利系统，下游温润气候滋养了精细手工业[14]。 图2 大运河江苏段水工遗产图（来源：《江苏省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 （三）沿线历史文化街区“叶片”的类型学特征 1.上游街区：军事防御与漕运仓储叠加型 在历史发展脉络中，上游街区军事防御与漕运仓储功能的紧密结合，生动展现了该区域战略地位的动态变迁。以徐州户部山为例，这个典型的军事据点通过阶梯状建筑群巧妙利用地形高差构筑防御体系。考古发掘显示，大部分仓储遗址集中分布在海拔30～50米区间，与漕运码头共同构建起系统补给链条。如此空间布局既服务于战时物资储备需求，又借助4座水门实现与运河主航道的快速连接。经测算，该区域军事工程遗产密度约为每平方千米9处，明显超越中下游街区[15]。每逢漕船经黄河故道驶入徐州段，户部山望楼总能在3分钟内完成水位预警。宿迁项王故里片区展现了鲜明的楚汉建筑遗风与纪念性空间特征，空间形态受运河、黄河故道水系影响显著，项王祠、英风阁等纪念性建筑沿南北主轴排列，形成“祠—阁—河”的视觉通廊，强化纪念空间的庄重感。项王故里片区的空间布局与发展，凝结了古人对文化传承、功能适配、自然协调的深度思考，本质上是在尊重历史记忆的基础上，让空间形态适配水系、地形等自然环境与祭祀、商贸、安全等社会功能，最终形成精神有寄、生活有序、水患能防的韧性格局，也是苏北地区“文化+运河”互动模式的典型缩影。 2.中游街区：水利枢纽与商埠文化主导型 作为“叶片”系统的核心构成单元，中游街区在空间格局与功能配置层面鲜明呈现出水利枢纽与商业文明相互交织的复合特征。据考古数据，淮安河下街区较宽的河道（如乌沙河）便于大型船舶停靠，促进了周边商铺的密集分布和进深扩展；狭窄河道（如文渠）则以小型交易为主，商铺进深相对较小，清晰地反映出水运经济对建筑体量的直接影响[16]。扬州东关街东西主街为核心轴线（全长约1100米，宽约6米），其主街走向与运河平行，两侧延伸出密集的南北向巷道（如马监巷、浴堂巷等），巷道则垂直延伸至码头，形成“前街后河”的功能分区。这些巷道宽度普遍在1～2米之间，形成“主街为脊、支巷为骨”的典型鱼骨形态。该空间结构既为水陆联运提供了效率保障，又有效推动了商业活动的集群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清江大闸周边50米半径内现存13处清代商铺遗址，有力印证了因闸兴市的历史演进规律。据业态调研发现，传统商业功能在主要街道的存续比例约为40%，但面临同质化发展问题。 中游街区的非物质要素展现出“水利—商贸”深度耦合的特性。淮安河下现存17项传统技艺中，12项直接关联治水工具制作技艺；扬州东关街的商贸习俗完整度保留超五成，包含独特的水牌记账体系。GIS空间分析揭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与历史码头位置存在空间关联性，确证了物质载体与文化实践的共生依存关系。在当前保护实践中，约80%的更新项目聚焦建筑实体修复，导致文化传承链条出现断裂。 水利遗产的现代转译呈现多元探索路径：淮安清口枢纽遗址借助AR技术生动再现“束水攻沙”原理，使游客参与度提升约40%；扬州盐商宅邸改造中，60%的空间被调整为文化体验场所，但需注意防范过度商业化对历史场景真实性的侵蚀。在产业更新领域，依托历史码头发展的商铺出租率达85%以上，但亟须加强与原住民的业态协同，避免文化空间发生割裂现象。 3.下游街区：江南市井与工艺传承典型 作为主蔓系统里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单元，大运河江苏段下游街区展现着典型江南水乡特质与精致工艺传统相互交融的复合形态。从苏州山塘街和无锡清名桥的空间格局来看，两者均以运河为生命线，形成街河相依的空间基底，但山塘街更偏向“官方主导的交通—文化复合带”，体现古人对大型公共工程的系统规划；清名桥则是“民间自发的商贸—生产枢纽”，展现市井社会对运河资源的灵活利用。它们都以水定形、以运兴市、功能融合，既尊重自然水文（河道走向、水位变化），又最大化发挥运河的运输价值，最终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平衡，这正是江南运河文明最核心的智慧。 唐代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为解决虎丘至城区的交通不便（原多沼泽），主持开凿山塘河，同时筑堤成街（即山塘街），使“舟楫可通虎丘”，成为运河与景区的快捷通道[17]。明清时，运河航运带来的南北商客、货物在此中转，山塘街成为苏州城西最重要的商贸带，沿线出现大量会馆（如山陕会馆、岭南会馆）、钱庄、酒楼，甚至形成专业市场（如米市、布市）。运河带来的人流也推动山塘街成为文化长廊，虎丘的游览需求催生了茶馆、戏楼、书场，与商业功能融合，形成商文旅一体的特色。街河并行模式下，货物可直接通过驳岸码头从运河船运至商铺后门，实现“船—岸—店”无缝衔接，比纯陆路运输效率提升数倍；前店后宅的建筑布局则节省土地，兼顾商业与生活。 工艺传承方面，苏绣、泥人两项国家级非遗的作坊集中分布在河道转折处的视觉焦点位置，通过引导游客视线自然形成文化展示廊道。需要关注的是，这类街区虽在空间形态上保持高度原真性，但现代功能植入需遵循隐性更新原则。例如苏州山塘街将智能排水管网系统巧妙隐藏于传统石驳岸内部，在完整保留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有效解决了内涝难题。这种更新模式既延续了水陆并行的空间基因，又通过技术创新回应了当代需求，为江南水乡街区的永续发展树立了标杆。 二、“主蔓引领—叶片协同”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其核心在于将文化传承创新深度融入城市发展脉络，实现文化资源向发展动能的转化。针对大运河江苏段这一典型的线性活态遗产，传统的“点状更新”模式已难以胜任。为此，建议采用“一体化治理、基因活化、市场机制”的总体思路。以“一体化治理”解决系统性问题、以“基因活化”解决特色化问题、以“市场机制”解决可持续性问题（图3）。 图3 主蔓大运河网络系统性支撑策略框架图（作者自绘） （一）主蔓系统：构建全域协同的运河文化支撑体系 主蔓作为大运河江苏段的核心脉络，需以文化为纽带整合资源、串联空间、塑造品牌，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运河文化标杆，为城市文化繁荣奠定系统基础。 1.资源整合：建立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数据库 为解决大运河江苏段保护管理中存在的区划分散、数据标准不统一问题，建立覆盖全域的历史文化街区数据库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实现“主蔓—叶片”系统协同运作的重要基础。 在设计数据库过程中，要整合全省的四类核心数据：（1）时空维度上，系统梳理从各个历史时期延续至今的运河演变脉络；（2）要素维度上，数据库要整合沿线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建筑遗产的详细测绘资料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传承谱系；（3）功能维度上，要系统记录商业店铺类型的近年变化与游客流动热力分布；（4）管理维度上，则建议规范沿线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监测指标体系。借助GIS平台的空间可视化能力，对原本零散的数据进行整合呈现。数据库整体架构遵循“基础层—关联层—应用层”分层逻辑，基础层主要保存运河主蔓的线性拓扑结构及叶片街区的特征编码；关联层则运用空间句法理论，构建水网分布密度与街巷空间整合度的参数关联模型；应用层重点关注廊道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等方面。推动文化资源从“静态存储”向“动态传播”转变，为城市文化数字化传播提供支撑。 2.绿道串联：完善全流域文化型慢行系统 作为连接“主干脉络—分支叶片”系统的韧性纽带，完善的跨区域慢行交通体系对于强化线性文化遗产的有机联系至关重要。在全流域文化型慢行系统规划中，融入“文化场景营造”理念，让绿道成为展示运河文化、承载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在运河上游的宿迁至徐州段，以军事文化为核心，借助古代驿站遗存打造徒步、自行车线路，可将军事文化体验贯穿全程，不同段落策划不同的主题。此外，线路还可串联起沿线的博物馆、古战场遗址、纪念馆等场馆，形成“遗址参观+互动体验+深度研学”的立体文旅模式。中游淮安至扬州段是京杭大运河中最具水韵灵性的篇章，也是最能体现水韵江苏的核心地带，以漕运文化为主题，复兴历史纤道体系，更新为绿道系统，依托水利设施节点布置水上巴士换乘站，借助智慧交通技术实现运河绿道、公共交通与区域交通的无缝衔接。至于下游苏锡常地区，可以活化利用传统街巷，增设智能导览标识系统，并与地铁站点构建500米服务覆盖圈。慢行线路规划应当尊重历史空间肌理，例如维持临水界面1:1.5的传统尺度比例，防止现代步道割裂原有空间序列。这种交通体系的构建，让运河不再是割裂城市的屏障，而是串联起文化、生态与生活的纽带。 跨区域协作机制需统一沿线的慢行设施规范，搭建共享管理平台，通过“交通+文旅”的融合设计策略，运河绿道将转型为线性文化体验带，最终达成空间连接与文化叙事双重维度的有机整合。让慢行空间成为市民感受传统文化、参与文化活动的“文化客厅”，助力城市文化场景多元化发展。 3.品牌联动：构建大运河江苏段整体文旅IP 江苏大运河文旅品牌的构建与沿线城市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呼应“水韵江苏”的核心内涵，通过精准把握流域文化特质，以“分段主题+全域联动”的创新路径，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体系。推动大运河文化带的高质量发展。在打造江苏大运河文旅IP的过程中，需要依靠“主干—枝叶”体系来构建层级分明的主题网络。 立足大运河江苏段不同区域的历史文脉，以三大主题线路为骨架，搭建起兼具辨识度与体验感的核心产品体系，调研数据显示，单一景点营销带来的游客重游率仅为10%左右，而主题线路游则能达到四成以上。针对三类街区不同的文化特质，可专门规划“雄关漕运”“水韵枢纽”“江南人家”三大主题游览路线。为了展现上游军事文化主题，整合徐州至宿迁的7处古战场遗址，还原3条明代漕粮运输路线，并借助增强现实技术重现户部山防御体系，让军事遗产的展示成为核心吸引物。中游水韵主题利用淮安至扬州的12处古代水利工程串联，开发包括“闸坝科技体验”在内的6类互动项目，带动相关文创产品开发。至于下游市井生活主题，以当地传统工艺为连接点，制作非遗活态地图，将评弹演出等非遗活动与码头空间进行精准对接，提升游客参与热情。跨区域协作机制通过建立数据库开发主题组合算法，动态生成多元化混合线路方案，目的是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建立主题线路更新的动态评估机制，这样才能确保品牌活力与文化真实性的平衡发展。通过IP产业化运作，让大运河文化成为带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城市文化繁荣的重要引擎。 （二）叶片街区：聚焦文化特色，实现分区差异化的文化活化路径 叶片街区作为运河文化的具体承载单元，需结合自身文化基因，以“一街区一特色”的思路，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文化繁荣的鲜活力量。 1.上游街区：强化“雄关漕运”特色 在“主蔓—叶片”系统框架下，大运河上游街区的更新，需紧扣“雄关锁钥”与“漕运命脉”的双重基因，在守护军事防御空间本真性的基础上，实现历史功能与现代价值的共生。 徐州户部山作为明代军事漕运遗址群的典型代表，其更新当以破同质化、立特质化为核心。空间保护重构“点—线—面”军事防御的原真性骨架，户部山军事漕运遗址的更新，首重“防御空间肌理”的完整复原，通过核心锚点—线性界面—整体系统的层级设计，唤醒历史现场感。点：核心遗址的精准修复，以明代西关瓮城遗址为核心锚点，重点修复七条暗渠组成的给排水系统，其结构与明代军事防御中的隐蔽补给功能直接关联，同时依据考古数据复原瓮城箭楼的瞭望口角度，强化守关护漕的空间逻辑。线：防御界面的连续重构，串联3.2千米城墙步道，形成闭合的线性防御界面。既填补防御空间的叙事空白，又引导游客感知城墙—码头—仓储的军事漕运联动关系。面：整体系统的功能活化，在此基础上打造露天军事博物馆，赋予其展示、研究、研学等多元功能。博物馆集群严格继承明代“一城两卫”防御体系（徐州卫与彭城卫的空间格局），7处卫所遗址分别对应不同主题，形成卫所各有侧重、整体呼应防御的展陈网络。户部山的建筑更新，以材料真实性与技术适应性为双准则。台基修复的在地逻辑：选用本地红砂岩复刻台基，其材质强度与纹理既呼应明代“以石固基”的营造智慧，又满足现代防洪对结构稳定性的要求；台地高度的双重考量：结合历史记载的“三丈防洪标准”与当代水文数据，将台地抬升0.8米，既保留历史尺度记忆，又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徐州户部山的更新，通过空间守形、功能赋新、材料固本的路径，精准提取“军事—漕运”复合型基因，成为传播军事文化、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助力城市特色文化培育。形成与中游“水利科技”、下游“市井生活”差异化的文化标识。这种根植于“雄关护漕”历史语境的活化，正是大运河上游街区独特价值的当代诠释。 2.中游街区：突出“水韵枢纽”特质 大运河中游街区的更新，需紧扣“水脉”与“文脉”的深度融合，在守护历史本真性的基础上实现功能活化。淮安与扬州作为中游典型区段，虽特质各异，却共同展现着运河遗产的现代生命力。 淮安段街区更新工作应着眼于凸显水利科技特质，划定清江大闸周边200米为水利科技核心区，严格遵循“保护—演示—服务”的递进关系。（1）水利工程本体保护层：坚守原真性原则，对闸体、河道等核心遗产进行最小干预式修缮；（2）技术演示层：在50米半径内布设互动装置，如将御码头明代“分水龙”遗址改造为沉浸式水利实验室，通过AR技术动态还原古代水位调节的精密原理；（3）衍生服务层：控制业态比例与传统特征相符，避免商业化对历史氛围的消解。建筑更新严格遵循檐口高度与河道宽度1:1.5的传统比例，临水立面选用光谱反射率差值小于15%的现代材料，在保证视觉和谐的同时提升耐久性。清代漕船修造场则采用可逆钢结构嵌入方式改造为模块化展示中心，既保护历史墙体完整性，又为展陈功能预留弹性空间。 扬州东关街作为大运河中游商埠型街区的典范，其更新以还原运河商埠风情、延续市井烟火气为核心，形成与淮安互补的活化路径。以东关古渡为起点，构建历史风貌核心区—文化体验区—服务配套区的梯度结构。核心区严格保护盐商宅邸、老字号商铺的建筑肌理，如修复谢馥春香粉铺、大麒麟阁茶食店的传统门面，保留前店后坊的业态格局；体验区聚焦运河商贸主题，将原码头仓库改造为漕运商贸风格，通过全息投影还原清代商船云集、货物如山的盛景；将服务配套区延伸至东关街周边街巷，引入淮扬菜体验工坊、非遗手作市集，既满足现代消费需求，又延续食在扬州的市井文化。建筑更新延续传统尺度，对建筑群采用修旧如旧与微更新结合的方式，例如对东关街30号民居，保留青砖黛瓦的外立面，内部植入钢结构加固与现代管线，实现外部历史感、内部舒适度的平衡。 淮安段以水利科技立骨，扬州东关街以商埠风情铸魂，两地更新虽聚焦点不同，却共同印证了运河中游街区的活化规律：唯有紧扣水与人的互动历史，以技术为翼、以文化为根，方能让千年运河街区在当代焕发独特魅力，让中游街区成为展示水利科技、传承商埠文化的“文化窗口”。 3.下游街区：彰显“江南人家”韵味 大运河下游街区的更新，需紧扣小桥流水与市井烟火的共生基因，在守护江南民居原真性的基础上，实现传统生活场景与现代功能的有机融合。 苏州山塘街作为下游“主蔓—叶片”系统的典型代表，其更新以存韵味、融生活为核心，通过数字化技术与人文关怀的双重赋能，构建区别于上、中游的江南市井独特表达。山塘街的更新首重江南人家的空间基因传承，通过精密技术手段捕捉并留存传统风貌的核心特征。采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传统建筑进行全景采集，精准还原檐口高度与河道宽度的比例关系。这一比例既呼应江南枕河而居的空间智慧，又保障了临水建筑的采光与通风需求。 在传统民居改造中，将智能排水系统巧妙嵌入历史驳岸结构，既保留2.8米檐廊的历史形制，其宽度与江南“檐下避雨、檐外泊船”的生活场景直接关联，又通过管网优化将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实现“形”与“用”的双重延续。江南韵味的核心在于“活态”，山塘街通过技术赋能，让评弹、叫卖等非物质要素成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文化载体，依托物联网构建声景监测系统，持续采集评弹演出、商贩叫卖、摇橹声等市井声音，可根据季节与时段自动调节声景呈现，让游客感知晨钟开闸、暮鼓收船的历史韵律。为避免商业化对传统生活场景的消解，山塘街通过精准调控实现业态活而不杂，居民留而能安。针对同质化风险，采用智能算法严格控制各类新业态比例，保留修鞋铺、茶馆等便民业态，确保原住民保留率稳定在50%以上，这种半商业化模式，既满足现代消费需求，又维系了邻里相熟，烟火相接的江南生活氛围。 苏州山塘街的更新，以精准留存肌理、活化非物质要素、平衡功能业态、数字技术赋能为路径，最终彰显“江南人家”的核心韵味。这种让建筑可阅读，让生活可感知，让历史可互动的模式，构成了大运河下游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文化标识，为江南运河街区的活态保护提供了范本。通过市井文化的活态传承，让下游街区成为展现江南文化、丰富市民文化生活的“文化家园”。 （三）跨区域协同：强化文化联动，构建全域一体化的运河文化发展格局 促进大运河江苏段城市文化繁荣，需要打破行政壁垒，推动沿线城市文化协同发展，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发展态势。 1.建立跨区域文化协同机制 由江苏省文旅部门牵头，联合徐州、淮安、扬州、苏州等沿线城市成立“大运河江苏段文化协同发展联盟”，制定《大运河江苏段文化协同发展公约》，明确各地文化保护与发展责任。建立定期会商制度，每年召开“大运河文化协同发展论坛”，交流文化保护经验、协调文化发展规划；建立文化资源共享机制，推动沿线城市运河文化数据库互联互通，实现文物资源、非遗技艺、历史文献等文化资源的跨区域共享，避免文化资源重复开发与浪费，为全域文化协同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2.打造跨区域文化精品线路 整合沿线城市文化资源，设计3条跨区域运河文化精品线路：“雄关漕运文化线”（徐州—宿迁），串联明代卫所遗址、窑湾古镇、项王故里等景点，展现军事漕运文化；“水韵枢纽文化线”（淮安—扬州），连接清江大闸、水上立交、东关街等街区，展示水利科技与商埠文化；“江南人家文化线”（常州—无锡—苏州），串联青果巷、清名桥、山塘街等片区，呈现江南市井文化。同时，推出“运河文化联票”，实现沿线景点门票互通，开通跨城市“运河文化旅游专线”巴士，方便游客跨区域游览。通过线路串联，让沿线城市文化资源形成合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运河文化旅游品牌，推动城市间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全域文化繁荣。 3.开展跨区域文化品牌活动 定期举办“大运河江苏段文化艺术节”，邀请沿线城市共同参与，设置“运河主题书画展”“非遗技艺展演”“运河文化论坛”等板块，展示各地文化特色；开展“运河文化进万家”活动，组织沿线城市文艺团体跨区域巡演，将评弹、锡剧、淮海戏等地方戏曲送到市民家门口；推动运河文化研究协同创新，联合沿线高校、科研机构成立“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开展运河历史文化、保护技术等领域研究，发布研究成果，为大运河文化保护与城市文化繁荣提供理论支撑。通过跨区域文化活动，增进沿线城市文化认同，形成“全域联动、共同繁荣”的运河文化发展格局。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构建“主蔓—叶片”理论框架，系统梳理蔓藤城市理念在大运河江苏段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这一线性文化遗产中的适用性与创新价值。国内外实践表明，在维护线性遗产整体性的基础上推进局部差异化发展，是破解碎片化更新的关键路径。大运河江苏段典型地体现了“主蔓维持系统连续性、叶片凸显地域特色化”的核心规律：水系构成的主蔓骨架与具有适应性的叶片单元，共同形成有机更新的核心机制。研究突破传统静态保护模式的局限，揭示了运河活态遗产的动态演变规律——主蔓系统依托自然水网、水利遗存、商贸体系等物质要素维系结构稳定，叶片单元通过物质空间塑造、非物质文化传承、商业业态动态优化等实现弹性生长，二者以“约束—反哺”机制形成共生关系。 后续研究可从三方面深化：一是拓展“主蔓—叶片”系统的量化评估体系，构建参数的效能评价模型，重点量化物质空间、非物质要素对系统韧性的贡献，以便进行科学保护与更新；二是融合多学科方法，将空间句法、文化基因识别等技术推广应用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复合型文化线路保护；三是开发数字化动态监测技术，依托遗产大数据平台实现“主蔓—叶片”互动关系的实时模拟与趋势预判，为保护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中国传统建筑博物苑研究”（KYCX25_0097）]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