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文化符号”作为连接多元文化资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形态，近年来逐渐成为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等领域的交叉议题，但相关研究仍缺乏对这一议题整体知识结构与话语演进路径的系统梳理。以中国知网（CNKI）CSSCI来源期刊与中文核心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筛选出2008—2025年有效文献253篇，运用CiteSpace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线与突现分析，构建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知识图谱并归纳其阶段性演化特征。该领域逐渐形成以“文化符号”为枢纽的关联结构，呈现由文化事象阐释、符号理论化表达向认同整合与国家叙事拓展的层级递进格局；话语演进的重心经历了由经验实践、国家形象向文化共享与国家认同的转移，研究取向由意义解释转向机制分析与规范建构。民族学视角强调将文化符号置于具体社会情境与多民族交往实践中考察，有助于从生成机制与共享逻辑层面理解中华文化符号的整合功能，为梳理该领域知识谱系及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华文化符号；知识图谱；话语演进；文献计量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I赋能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深度融合的机制、路径与效能评估研究”（SC25AI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丽娟，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化艺术；金玉卓，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学、语言学。

一、引言

近年来，“中华文化符号”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学理层面看，中华文化符号是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并在跨地域、跨族群交往中获得广泛认同的文化表征形态，涵盖物质与非物质两个方面，其核心功能是通过符号化表达凝聚集体记忆、传递价值观念并建构共同体身份。相关研究从概念要素、生成机制与共享逻辑出发，指出中华文化符号具有历史生成性、跨族群共享性与国家叙事整合性特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象征资源。[1]从学术史角度看，该议题并非凭空兴起。2000年以来，学界虽多以“文化意象”“文化象征”“民族文化表达”等概念展开讨论，但也持续关注各类文化表征的社会整合功能。可以说，“中华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明确命名的研究对象，并非学术讨论的起点，而是在既有研究积累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综合性概念，其生成逻辑与民族学、人类学关于符号在意义建构与社会整合中的经典讨论一脉相承。[2]5

从民族学研究传统来看，文化符号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与族际交往中被不断赋义、共享与再生产的社会实践形态，是连接不同群体、建构集体认同的重要中介。相较于以往聚焦单一族群或地方文化的个案研究，“中华文化符号”指向更大时空尺度上能被各民族共同识别、反复调动并形成情感共鸣的共享性象征资源，其核心关切在于符号如何在“多元一体”格局中统摄多样文化表达，推动族际交往交流交融，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随着议题深化，其现实政策语境愈发凸显。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3]的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华文化符号在国家整合与共同体建构中的实践意义。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从地方性文化阐释转向共享性符号提炼与整体性叙事建构，但对该领域整体格局、知识谱系及话语演进路径仍缺乏系统梳理。因此，有必要借助文献计量与可视化方法进行结构化回顾，揭示其研究议题的组织逻辑与阶段性重心，为民族学视角下理解中华文化符号的功能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坐标。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来源与样本构成

本文所用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保证样本文献的学术质量，检索范围限定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以“主题”为检索字段，设置检索词为“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共享文化符号”“中华符号”，初步获得文献270条。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工筛选剔除重复记录、关联度较低及信息不完整的样本，最终确定有效文献253条。样本文献均为期刊论文，时间跨度为2008年至2025年，检索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

从图1年度发文量分布看，相关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8至2014年为起步探索阶段，年度发文量仅1—3篇，研究分散于“传统文化意象”“文化象征”等领域，“中华文化符号”尚未形成稳定的概念框架；2015至2020年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年度发文量增至4—6篇，相关讨论逐步与文化认同、国家形象建构等议题结合，研究对象虽趋于集中，但整体仍以个案阐释为主；2021年后发文量显著攀升，2023至2025年持续保持高位，这一变化与“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等政策话语的提出与推进密切相关，推动学界从分散的文化表征研究，转向对“共享符号”与共同体整合机制的系统探讨，也体现了研究议题与相关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体而言，发文趋势既反映了“中华文化符号”概念由萌芽到成型的学术积累过程，也体现了国家民族工作议题与民族学研究取向互动强化、阶段跃升的特征。

（二）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相结合的路径，对筛选后的有效样本文献进行系统处理。相较于传统叙述性综述依赖人工归纳与经验判断，文献计量方法能够基于大规模数据对研究主题的关联结构、知识谱系及阶段性演化进行定量识别与整体呈现，更适合揭示学科领域的宏观格局与话语变迁趋势。结合“知识图谱”与“话语演进”的研究目标，本文选用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该软件在知识图谱构建、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聚类识别、时间线可视化及突现词探测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同时呈现概念间的结构关系与时间维度的动态变化，契合本研究对主题结构梳理与时序演进分析的双重需求。通过对样本文献关键词的提取、整理与量化计算，本文实现对中华文化符号研究领域知识体系的结构化呈现，减少主观判断偏差，提升研究结论的系统性与客观性。

围绕研究目标，本文依次开展关键词共现分析、聚类分析、时间线分析与突现分析。具体而言，共现分析揭示高频概念间的关联网络，聚类分析识别研究议题的层级化结构与主题分布，时间线分析呈现不同议题的生成、延续与转移过程，突现分析捕捉特定时期内迅速升温的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上述各类分析所得量化结果与可视化图谱，均作为讨论知识图谱与话语演进的基础材料。

三、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知识图谱

（一）整体格局：以“文化符号”为枢纽的关联结构

从整体研究格局看，中华文化符号逐渐成为联结不同议题的重要枢纽概念。图2关键词共现结果显示，“文化符号”在相关研究中出现频次较高，并与“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共同体意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等核心概念形成稳定关联，呈现出以文化符号为中心、多个议题相互辐射的结构形态。这表明学界并未将中华文化符号简单视作某类具体文化对象，而是将其作为整合不同研究路径的中介性概念，通过该核心节点将文化阐释、认同建构与传播表达等讨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

早期研究多以具体文化事象为切入点，围绕传统文化形态及其象征意义展开探讨，关键词主要聚焦于“传统文化”“集体记忆”“文化象征”“文化意象”等范畴。研究者多通过解析具体的文化实践与文化形态，阐释其象征内涵与文化属性。例如，以舞龙运动为对象的研究关注其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文化功能与象征意义，体现出以具体文化事象为中心的研究取向。[4]之后，部分学者开始引入符号学视角，对同类文化实践的意义结构进行深层分析，讨论重心也从经验性描述逐步转向对文化符号解释框架的运用。[5]这一研究转向，使得“文化符号”逐渐从单纯的被解释对象转变为整合与组织研究议题的关键概念。

随着研究的推进，“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共同体意识”等概念的共现关联逐步强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共现网络中，认同与共同体相关概念并未与文化阐释类议题完全分离，而是通过“文化符号”与前述讨论保持密切连接。这表明相关研究逐步将文化符号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框架，围绕共享文化符号、典型文化形象及相关叙事展开分析，推动“文化阐释—认同建构”议题的有效联结。围绕“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讨论日益集中，正是这一研究重心不断凸显的具体体现。[6]近年研究进一步聚焦“共享机制”等问题，使相关概念在共现网络中的节点位置愈发趋于稳定。[7]

与认同议题并行的另一重要研究线索，是“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对外传播”等概念在共现网络中的凸显。这些关键词与“文化符号”保持稳定连接，同时与认同类概念存在交叉共现，表明传播议题并非独立发展，而是嵌入以“文化符号”为枢纽的概念体系之中。国家形象与对外传播的讨论往往以文化符号为中介，在概念层面与认同建构形成呼应关系。

近年研究中，上述几类议题的交叉共现特征日趋显著，“认同”“共同体意识”“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等概念更频繁地通过“文化符号”建立连接，折射出相关研究议题在概念组织层面由相对分散向体系化、结构化演进。宋锐、邓小兵（2025）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境下，将符号、情感、行为等概念相结合，围绕文化认同展开系统探讨[8]，进一步印证了该领域议题在概念维度的交叉融合趋向。

总体而言，中华文化符号研究逐渐形成以文化符号为核心节点、由文化阐释向认同建构与国家表达不断拓展的关联结构。这一结构既揭示了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后文进一步分析研究话语的层级分布及其相互关系提供了基础支撑。

（二）层级结构：从文化事象到共同体象征

依据图3关键词聚类图谱及对应的聚类信息，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层级化分布特征。不同聚类在形成时间与概念指向上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关联性，折射出学界围绕中华文化符号形成的多元研究路径。整体来看，早期聚类主要聚焦传统文化意象、节俗与艺术符号等议题，侧重阐释具体文化形态及其象征意义。随后，以舞龙运动、武术等为代表的身体实践研究逐渐形成独立结构，将文化符号置于具体社会场域与实践过程中进行考察。近十余年来，围绕认同建构、共同体意识以及国家形象与对外传播的研究聚类显著增多，相关议题在聚类规模与中心性上均有提升，显示出研究重心向理论建构与现实应用方向的转变。同时，部分聚类开始关注符号机制与概念层面的反思，体现了对既有研究路径的理论深化与方法创新。上述研究虽各有侧重，但均以“中华文化”为核心概念形成多重层级结构，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整体话语体系。

1.文化事象：经验形态中的象征资源积累

围绕文化事象展开的讨论是中华文化符号研究中形成较早、内部结构相对稳定的话语形态。这类研究通常以具体文化空间、文化形象或传统意象为分析对象，通过阐释其历史积淀与象征意义，确立其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文化位置。这一结构的突出特征在于将中华文化符号视为承载文明记忆与价值观念的象征性存在，强调其在时间延续中的稳定性与可识别性。相关讨论多集中于2010年前后，体现出研究初期以中华文化阐释为核心的问题意识。例如，王渭林（2010年）将秦岭视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载体，通过自然地理与文明叙事的结合，凸显其作为文化符号的整体意义[9]；李心峰（2012年）围绕传统节日的研究，则着力梳理节俗、仪式与象征系统的内在关联，呈现出对中华传统节日符号体系的早期理论争鸣[10]；韩英杰（2012年）对鹤这一传统形象的分析，同样体现了通过具体意象揭示中华文化象征内涵的研究取向。[11]近年来，部分研究开始将传统文化象征与“共享性”问题相结合，如黄丽、崔明德（2025年）以大禹文化为研究案例展开探讨，推动传统文化符号由文化象征向共同体认同资源的转化[12]，显示出该领域在保持解释性特征的同时，逐步向规范性议题延伸的趋势。

2.符号阐释：文化意象的理论化表达

关键词聚类中另一较为集中的话语结构，将研究视角转向身体实践与仪式活动，关注中华文化符号在行为实践与社会场域中的生成机制。这类研究通常以舞龙、武术、民俗体育等实践形态为对象，将身体视为中华文化符号具象显现与传递的重要媒介。该层级的特征在于弱化对符号抽象意义的单向解释，突出实践过程中的体验性、表演性与情境性。从时间分布看，这类研究集中出现于2010年前后，与学界研究视角由文化象征阐释向实践层面延展的整体趋势相契合。例如，陆小黑、王岗、张长念（2013年）从文化选择角度，将中国武术视为塑造当代中国形象的重要实践载体，强调其在国家层面象征意义的生成过程[13]；冯慧（2016年）将视野拓展至跨文化场景，分析少林武术在国际传播中的路径选择及符号转译方式。[14]这一话语层级在整体知识结构中起到承接文化象征与现实行动的桥梁作用，使中华文化符号不再仅停留于意义阐释层面，而是深度嵌入具体的社会实践之中。

3.认同整合：共享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关键词聚类呈现的研究结构中，围绕认同建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讨论是近年来最为活跃、内部关联度最高的话语结构。这类研究明确将中华文化符号置于价值认同与社会整合的框架中，关注文化符号如何通过共享、再生产与制度化路径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从时间分布看，这一研究主要集中于2018年之后，体现了研究议题从文化阐释向规范性与机制性讨论的明显转向。相关研究往往以抽象价值符号或核心文化表达为切入点，探讨其在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中的整合作用。如任长安（2018年）围绕“中国心”等象征性概念，剖析其在认同建构中的意义功能[15]；田敏、陈文元（2019年）则以“民族关键符号”为核心范畴，系统阐释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基础性作用。[16]语言符号与叙事符号也是该领域的重要分析对象，如贾海霞、毕青青（2022年）通过文化符号学视角对认同建构的内在机制进行理论溯源与深度探析。[17]这一话语结构整体呈现出规范性增强、机制化明显的特征，在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知识结构中占据核心位置。

4.国家叙事：中华文化符号的对外表达

在聚类结构中，围绕中华文化符号对外表达与国际传播，形成了相对独立且与认同议题紧密关联的话语结构。这类研究常以国家形象塑造为现实指向，将中华文化符号视为连接内部文化认同与外部传播表达的重要媒介。从时间脉络看，这一研究取向在2010年前后初步形成，且在近十余年间持续深化。相关论述多立足传播实践与媒介环境，探讨文化符号如何在不同传播语境中被选择、重构与呈现。例如，杜志红（2011年）关注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符号呈现方式，强调传播创新在提升文化影响力中的作用[18]；于越、张海、王潇（2019年）进一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为资源，回应新时代国家形象建构的现实诉求。[19]近年来，随着媒介形态变化，动画、影视与视觉设计等新媒介实践被纳入分析视野，如何超彦、彭佳（2024年）[20]和梁文洁、董妍（2025年）[21]通过具体案例考察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意义调适与表达策略。这一话语层级体现出鲜明的现实回应取向，在整体结构中与认同建构议题形成内外呼应。

5.理论反思：概念边界与分析框架的深化

除上述以研究对象、实践探索与传播表达为中心的讨论外，关键词聚类中还有一类以理论反思为取向的话语结构，重点关注中华文化符号的概念边界、生成机制与分析框架。这类研究成果相对有限，但在整体知识结构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相关论述通过界定“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等核心概念，尝试厘清符号类型与分析原则，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前提。[22]部分研究进一步从内涵、边界与生成要素等层面对文化符号概念进行系统反思，明确其理论适用范围与解释限度。[23]徐佳（2025）则提出由“文化符号”向“文明标识”转变的研究思路，尝试推动研究范式的整体革新。[24]该话语层级在整体结构中承担着概念澄清与理论深化的功能，为其他研究取向提供必要的反思空间。

综合来看，中华文化符号研究不是若干研究话语的横向并列，而是呈现出清晰的层级递进格局：文化事象提供经验资源，符号阐释实现意义抽象，认同整合确立共同体核心，国家叙事拓展现实表达，理论反思则对既有路径进行概念提升与方法调节。不同层级之间既相互衔接又彼此支撑，共同构成由多元文化实践走向整体性中华文化认同的知识谱系。这一层级结构并非简单的议题扩展，而是文化符号由地方性实践逐步进入更大范围共享体系的过程，体现出民族学视角下“多元一体”格局中文化资源经由长期互动而凝聚为共同体象征的内在逻辑。[25]478

四、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话语演进

（一）研究议题的阶段性演进

图4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从时间维度呈现了中华文化符号研究中不同议题的生成顺序、延续状态与相互关联，为考察相关研究的演化路径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分析各聚类在时间轴上的持续时长、节点分布及连接走向，可以观察到不同研究议题在长期共存格局中的功能调整与结构位移，进而揭示研究话语在时间演化中逐步发生的重心变化。

1.基础层：文化阐释的持续在场

从关键词时间线图谱的整体分布来看，以“中华文化”“文化传播”为代表的文化解释类议题在研究初期即已出现，并贯穿整个序列，呈现出持续时间最长、延伸范围最广的特征。相关关键词自2010年前后形成稳定节点后，并未因后续议题的涌现而中断或消退，而是始终保持在时间线中，与其他聚类形成持续关联。这一结构特征表明，文化解释议题并非以阶段性热点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研究的基础层长期发挥作用，其核心功能是为中华文化符号提供稳定的意义阐释框架与价值指向。从时间演化的角度看，后续出现的认同建构、国家叙事与传播实践等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依托这一解释层展开探讨，使文化解释成为支撑多类研究议题的母题资源，而非被新议题替代的早期研究范畴。

2.中介层：国家叙事的功能转化

与文化解释议题的长期平稳存在相比，以“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为代表的国家叙事类议题在时间线图谱中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相关关键词集中出现于2012年以后，并在此后持续延展至研究时段末端。在时间线早期，该议题在结构上相对独立，研究重心聚焦于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体现出明显的外向型叙事取向。随着时间推移，其节点连接逐渐由单向延伸转为多向交织，与认同类议题的关联不断增强，显示国家叙事在整体研究结构中的功能发生了转化。国家形象与国际传播不再仅作为独立研究对象存在，而是以中介性结构嵌入中华文化解释与认同建构之中，在内部价值整合与外部传播表达之间承担连接与调节功能，由此实现从独立议题到嵌入式存在的结构性转变。

3.核心层：认同议题的中心确立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出现在2020年之后，以“认同”“实践路径”为代表的共同体类议题在这一时期集中涌现，节点密度高、突现强度显著，并持续延伸至时间线末端。与此前议题相比，该类关键词在结构位置上更趋近于多个聚类的交汇核心，与文化解释、国家叙事及传播议题均形成密集连接，显示其逐步上升为整合既有研究的重要枢纽。这一阶段，中华文化符号在研究中的角色发生关键转变，不再单纯作为被阐释或被传播的客体，而是被视为参与价值整合与社会实践的重要机制性要素。认同议题通过吸纳文化解释所提供的意义资源，借助国家叙事与传播路径完成现实转化，推动研究话语呈现出规范性增强、机制化明显的特征，标志着研究重心在时间演化中的实质性迁移。

综合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呈现的结构特征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话语演进并非以线性阶段替代的方式展开，而是在多类议题长期并存的基础上，通过功能调整与结构重组逐步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文化解释议题作为基础层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国家叙事议题在时间演化中完成由独立表达向中介结构的转化，而共同体议题则在近年逐渐上升为整合既有研究的中心，研究话语整体呈现出由文化解释向认同建构迁移的特征。福柯指出，知识领域中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在话语体系内部通过命名、分类与关联不断被界定的产物，即“话语形成”，其边界与内涵会随学术讨论与社会语境的变迁而动态调整。[26]32“中华文化符号”作为研究概念的逐渐凸显，同样可以被理解为学术话语在不同研究议题与问题意识的互动中不断重组与建构的结果。

（二）研究前沿的形成与聚焦

关键词突现分析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符号研究在不同时段的学术关注指向，是识别研究前沿形成的重要依据。相较于关键词时间线所呈现的长期结构演化，图5的突现关键词更直接地指向某一阶段内问题意识的集中爆发及相应的学术回应方式。通过解析突现关键词的出现时间、持续区间与突现强度，可以较为清晰地观察到研究前沿如何从具体经验问题出发，逐步扩展为兼具理论价值与规范意义的核心议题。

1.经验入口：具体实践的学术化

在突现关键词中，“舞龙运动”自2008年至2016年呈现出长期突现的状态，是中华文化符号研究领域最早形成的研究前沿之一。这一前沿的显著特征在于，其问题意识并非直接指向抽象的符号概念，而是以可观察、可描述的文化实践为切入点展开讨论。相关研究通过解析舞龙这一具体实践形态的历史源流、社会功能与象征意义，使文化符号问题首先以“如何被实践”“如何在社会场域中发挥作用”的形式进入学术视野。从突现持续时间看，该议题并非昙花一现的短期热点，而是在较长时期保持稳定关注，表明学界对实践层面问题的持续重视。这一阶段的研究前沿在整体话语结构中主要承担经验入口的功能，通过对具体文化实践的分析，为后续关于符号意义、认同建构及传播机制的讨论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

2.叙事放大：从文化实践到国家形象

继舞龙运动为代表的实践型前沿之后，“国家形象”于2011年至2018年间持续突现，标志着研究前沿由具体文化实践转向更具整体性的文化表达层面。这一阶段，中华文化符号被系统纳入国家叙事与对外传播的研究框架，学术关注点由“文化如何被实践”进一步转向“文化如何被呈现”，以及“如何被他者认知理解”。从突现关键词的性质看，这一前沿并非单一概念的延伸拓展，而是围绕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等问题展开的复合型讨论，其核心在于通过中华文化符号实现国家整体形象的叙事放大与意义整合。这一前沿在研究话语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延续了对中华文化符号实践形态与内在意义的关注；另一方面，也为后续以中华文化符号推进认同与共同体建构奠定了宏观叙事基础。

3.机制深化：认同凝聚的前沿聚焦

自2020年起，突现关键词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与递进特征，“认同”（2020—2021年）、“文化共享”（2021—2025年）与“国家认同”（2023—2025年）在时间上形成连续的演化脉络，成为当前中华文化符号研究中最为核心且仍在推进的研究前沿。这一前沿的显著特点在于，其问题意识不再停留于对认同的重要性判断，而是逐步转向认同生成机制的系统讨论。“认同”的突现，首先引发了学界对中华文化符号在价值整合中作用的集中探讨；随后，“文化共享”的持续突现推动研究进一步关注认同如何通过共享机制实现稳定的生产与再生产；最终，“国家认同”的出现则将相关讨论提升至规范化层面，使中华文化符号被明确置于国家层面的认同整合框架之中。从突现序列的整体结构看，这一前沿体现出研究重心由问题提出、机制分析到规范整合的逐级深化，不仅统合了此前的文化解释、实践研究与国家叙事讨论，也反映了中华文化符号研究从经验描述到范式自觉的方法论转向。

综合突现关键词的演化脉络来看，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前沿形成并非偶然聚集，而是遵循从经验实践到整体叙事，再到认同机制的逻辑逐步推进。以舞龙运动为代表的实践型前沿为研究提供了经验起点，国家形象相关议题实现了符号意义的叙事放大，而认同取向前沿则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理论深化与规范整合，成为当前仍在持续推进的核心前沿。与民族学关于符号共享、仪式实践与社会整合的经典讨论相对照，可以发现：学界对中华文化符号的研究，正从阐释具体文化事象的象征内涵，转向探讨其在多民族互动中形成共享认知、凝聚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制。

五、民族学视角下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从民族学的学科传统来看，文化符号并非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的抽象表征，而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与社会互动中逐步形成、并获得稳定意义的象征系统。民族学长期关注文化在多民族社会结构中的意义赋予、传播过程与共享机制，因而在阐释文化符号如何在复杂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整合功能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话语演进趋势，若从民族学视角审视，这一研究转向不仅体现了研究议题的阶段性发展，更折射出文化符号在多民族社会互动与现代国家建构中的象征意义的持续强化。因此，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展开进一步反思，对于深化相关领域的学理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族学视角下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理论反思

从民族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化符号研究可以发现，该领域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文化符号由地方经验向共同体象征演进的学术转向。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传统普遍认为，文化符号并非先验存在的意义载体，而是在具体社会实践与历史情境中逐步形成、并不断被再生产的象征体系。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早期研究多以具体文化事象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舞龙运动、武术传统、节俗仪式及传统艺术形象等文化实践，揭示各类文化形态所承载的深层象征意义，这类研究让文化符号以可观察、可描述的社会实践形态进入学术视野。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逐渐意识到，文化符号不仅是文化意义的表达载体，更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民族学研究强调，文化符号的生成过程与多民族社会互动存在密切关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通过持续的交往交流与传播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更高辨识度的象征表达。中华文化符号正是在这一多元互动过程中获得了共享意义，其形成是多样文化资源在长期交流中不断协商、转译与融合的结果。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华文化符号的“共享性”并非静态的固有属性，而是在社会互动中逐渐沉淀、稳定下来的象征共识。这种理解方式，也与民族学所强调的“多元一体”格局高度契合，即在尊重并保留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前提下，通过长期互动形成具有整体认同意义的文化象征体系。

然而，在当前研究中，“中华文化符号”这一概念在使用过程中有外延泛化的趋势。部分研究将各类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形态笼统归为中华文化符号，却较少对其所处的社会语境与生成条件加以区分。符号并不是文化对象的简单命名，而是具有明确社会功能与意义结构的象征系统。若缺乏对符号生成情境与社会关系结构的深入考察，相关概念极易出现解释范围过宽、边界模糊的问题。因此，在理论层面进一步厘清中华文化符号的概念边界，有助于规避文化对象、文化意象与象征系统之间的混用现象，进而提升相关研究的学术解释力。

近年来该领域研究逐步从文化意象阐释转向认同建构与国家叙事，但在部分论述中，仍存在文化解释与规范性表达之间的内在张力。一些研究在强调中华文化符号的社会整合作用时，侧重于对其文化价值的宏观阐释，而对符号如何在具体社会互动中形成稳定意义的微观过程，解释仍显薄弱。文化符号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具体社会实践中被激活、重构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27]9如果缺少对这一过程的细致分析，仅从宏观层面空谈符号的整合作用，相关论述易陷入规范性判断的表层，难以触及问题本质。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在文化解释与社会机制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通过对符号生成、传播与再生产过程的经验研究，为中华文化符号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解释基础。

总的来看，从民族学视角展开理论反思，有助于重新审视并把握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发展逻辑。该领域的学术演进是在文化实践、社会互动与认同建构的相互作用中，逐步形成的多层次、多维度研究体系。进一步强化对文化符号社会情境与生成机制的分析，能够使相关研究在保持宏观视野的同时，更深入地揭示中华文化符号在多民族社会结构中的象征功能与实践价值，推动该领域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民族学视角下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未来展望

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从民族学视角进一步推进中华文化符号研究，还需更加重视文化符号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生成与演化过程。象征系统在社会生活中被持续实践、不断再生产，才能维系其稳定的意义内核。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文化符号在不同社会场域中的实际运作逻辑，诸如仪式活动、节俗传统、教育传播以及公共文化空间等具体场景，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研究对象。在这些场景中，文化符号往往通过反复呈现与集体参与，逐渐获得稳定的意义内涵，并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具有情感共鸣的象征表达。对这些实践过程进行细致考察，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文化符号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整合作用的内在机理，推动相关研究从宏观叙事转向具体的机制解释。

加强跨区域与跨族群的比较研究，也是未来该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中华文化符号之所以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社会整合作用，与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持续转译、动态调适密切相关。“共享”并不等同于文化意义的完全同质化，同一文化符号在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语境中，往往会形成差异化的理解方式，其象征意义也可能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发生调整。因此，通过跨区域、跨族群的比较研究，能够更真实地呈现文化符号在差异共存的前提下，逐步形成象征共识的动态过程。这一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也能够揭示文化符号如何在不同社会环境中，通过不断调适逐渐形成具有整合意义的象征表达体系，为中华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在方法层面推动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整合，同样有助于拓展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的解释空间。本文通过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整体知识结构与话语演进趋势，这类研究方法能够有效识别研究热点与知识谱系，但仍需与微观经验研究形成互补。未来可在宏观结构识别与具体机制解释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例如，在知识图谱所揭示的研究前沿基础上，引入田野调查与个案研究，对文化符号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生成与传播过程进行深入考察。这种方法整合可以在宏观趋势识别与微观机制解释之间构建更为完整的研究框架，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研究由结构描述向深层的机制解释转型。

总体而言，从民族学视角推进中华文化符号研究，关键不在于简单罗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形态，而在于揭示这些象征表达如何在多民族社会互动与历史实践中逐步获得共享意义。中华文化符号既是文化表达的重要形式，也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媒介。唯有在宏观文化叙事与地方社会经验之间保持必要的互动，在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之间形成有效衔接，相关研究才能在回应现实关切的同时，不断提升学术解释能力。通过持续推进实践研究、比较研究与方法整合，中华文化符号研究有望在未来形成更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础及其象征表达机制提供更加系统的学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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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族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