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阅读学历经了萌芽、探索、规模化发展和深化发展四个阶段，并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后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有关阅读的思想主要以价值理念和实践经验的方式存在，贯穿于我国修身治学的思想体系之中，如孔子提出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及根据朱熹思想总结而成的“朱子读书法”。这些思想和论述虽未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框架，却对后世乃至当代阅读的方法与观念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国阅读学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开启自主探索之路，这一时期研究主要聚焦实践指导层面，侧重于针对不同群体的阅读方法归纳。

中国阅读学规模化发展始于1982年，韩雪萍、张春林、鲁宝元发表文章《应当建立一门阅读学》，呼吁“建立自己科学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阅读学”^［2］。在此背景下，我国众多学者纷纷投身至阅读学的理论研究之中，《阅读入门》（蒋成. 1983）、《阅读学概论》（高瑞卿 1987）、《阅读学》（洪材章、钱道源、黄沧海 1992）相继出版，该批著作不仅为我国阅读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更开启了中国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独立构建之路。1991年，中国写作学会阅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在学会的组织推动下，《汉文阅读学书系》正式问世，内容涵盖理论建设、史学梳理、跨学科研究、等级测试等多项内容，初步构建起中国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

在此之后，我国阅读学研究进入深化发展阶段，相关成果更为多元，既有关于阅读知识理论的普及类专著《阅读的学问》（谢圣国、刘舸 2023），也有大量学术研究论文相继问世，内容涵盖对曾祥芹构建的“汉文阅读学”的认识与思考（张天明 2019；付勃达、陈哲彦 2022；任文香、武风云、范冰倩 2025）、阅读实践性的延展（张怀涛、崔萌 2020；崔萌 2021）、全民阅读背景下的阅读学理研究（徐雁 2020；祝帅 2022）。由此观之，当代我国的阅读学研究既有对自主理论谱系的传承与赓续，又包含对阅读学理论与实践的“当代诠释”，共同为我国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事业迈入法治保障的新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阅读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论述，落实《条例》的组织实施，由本文笔者姚喜双担任总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新时代全民阅读系列丛书》汇集众多专家学者，从深化理论、服务战略、擘画方略、构建保障、导读经典五个维度，构建起全面立体、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知识集成，为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中国阅读学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国民阅读需求持续增长、阅读形态日趋多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书香社会建设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多重社会背景共同为我国阅读学研究注入了更为强劲的时代活力；另一方面，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路径。推动中国阅读学的完善发展，是当前我国阅读学研究需要回应的重要命题。结合我国阅读学现有成果和时代需求，笔者认为当下应聚焦自主性、知识性、创新性、体系性、实践性五大发展维度，进一步构建理论扎实、体系完整和实践价值突出的中国阅读学知识体系。

“自主”即自己做主，其要求我们充分立足本土语境，探索具有鲜明主体性的中国阅读学发展之路。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始阅读活动的国家之一，拥有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未曾中断，赋予我们独特的文明底蕴与内在动力。再者，一脉相承的语言文字系统，使得我国璀璨的文学作品得以跨越时空流传至今，构成我国根基深厚的阅读资源宝库。这些背景共同为中国阅读学的独立发展与自主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正如前文所说，阅读自古与我国先贤治国修身思想紧密关联，“读何书”“为何读”“如何读”“如何思”是古代先贤著书立说的首要关切，这些思想成果直观反映出我国阅读学自古便有的理论自觉意识，是我国阅读学重要的理论渊源。

在客观现实基础和理论自觉意识的双重驱动下，我国阅读学更应积极践行自主发展道路，从我国宝贵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思想中汲取营养，阐发更具中国主体性特色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就阅读目的而言，区别于将阅读视作认知过程或工具性活动的理论取向，我国历来更为主张在“立身”与“济世”的统一中实现个人抱负与社会担当。在当代语境下，这一传统理念仍具有重要的传承意义，仍可作为当代我国阅读活动的目的指向、基本原则与价值内核，以此鼓励倡导读者主动阅读经典文本，通过阅读提高个人科学文化素养，强化个人社会责任担当。就阅读方法而言，我国自古便有许多经典而独特的阅读方法，如“唱读法”是我国古代吟诵诗词的常用方式之一。在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持续推进的当下，唱读法的传承和推广是帮助读者更好领会经典，体悟古文韵律之美的重要手段。“批注法”强调在阅读过程中在文本旁直接标注个人看法与见解。与侧重信息获取的阅读方法相比，“批注法”更强调读者与文本的思想互动，为我国“深度阅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手段。就阅读功能而言，我国阅读学应当更加主动地回答“阅读如何服务时代发展”的核心命题，凝练出更具中国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阅读学基础理论和核心概念。如，“乡村振兴”是当前我国重要战略之一，而阅读则是提升乡村居民综合素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地区正在积极开展相关阅读活动，然而关于“乡村阅读”的核心要素、基础特征、供给机制和品牌建设等一系列问题还未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亟须深化相关研究，更好发挥阅读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再如，“数字阅读”是当前世界范围内重要的阅读形态之一，我国作为世界上网络用户最多的国家，拥有更为复杂的数字读者结构和更为丰富的网络阅读资源。这也就表明，国际上的一些既有理论恐难以充分阐释我国数字阅读的基本样态，难以回答我国数字阅读实践中的特殊问题。因此，我们仍需进一步思考我国数字阅读实践中的核心特征和关键议题，加快构建起真正契合我国数字国情的阅读理论体系。

“知识”即经验的集合，是在不断实践检验中总结凝练的理论、概念与方法。阅读研究应重在阅读实际研究，从中总结其原理，进而构建理论体系^［3］。

在《条例》颁布与施行的制度背景下，我国阅读学应当进一步审视当前我国阅读活动所呈现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推动阅读学内在知识结构和学理逻辑完善，形成更具理论深度和广度的中国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结合当前研究成果与实践需求，中国阅读学的知识框架应包含八大核心分支。

“阅读学导论”是阅读学的全局性知识框架，是我国阅读学研究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内容。我国虽已有多部阅读学基础理论著作问世，如《阅读学概论》和《阅读学》，然而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著作尚存在一定的局限之处：一则，现有理论著作成书时间相对较早，部分概念与论述难免受制于时代语境；二则，因其兼顾科普性质，故在理论深度的呈现上可能稍显不足。由此，我们亟须推出面向新时代理论发展与阅读实践的导论性著作，全面系统地论述当今我国阅读的本质、形态与分类、构成要素和实践路径，更新基础概念，把握时代特征，形成更具阐释力的阅读学理论，使其成为中国阅读学的核心组成部分。

“阅读史”研究是我们把握我国阅读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史论并进亦是一个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必要路径。阅读史学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维度把握我国阅读思想、阅读活动、阅读教学和阅读文本的核心理念和关键要素，进而把握我国阅读学的价值内核。同时，阅读亦和我国政治制度、文化变迁、文学创作、语言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阅读史研究不应仅着眼于阅读行为本身，更应将其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系统梳理从原始社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阅读变迁，把握我国阅读活动形态、特征、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规律，为新时代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提供历史参照，为中国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史学依据。

“阅读心理学”研究是我们提高阅读质量的关键环节。国际上对此议题已有先行探索，其常将阅读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过程。我国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心理学与教育学范畴，尚需从阅读学本体立场出发，在把握阅读活动内在规律的基础上，系统探讨阅读心理学的基础概念与核心理论。包括厘清阅读心理学的学科边界，明确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聚焦不同群体的阅读心理机制，并针对当前我国阅读心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解构与优化，完善阅读学知识框架。

“阅读美学”研究为理解阅读的完整意蕴提供理论框架。其旨在发现、阐释阅读作为一种独特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与价值。阅读美学与文艺美学虽存在理论亲缘性，但相较于文艺美学，阅读美学更注重探究文本在与读者相遇的过程中，如何生成现实的审美效果。在阅读研究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学术背景下，我们应进一步深化对阅读美学的认识，厘清阅读美学的本体内涵，把握阅读审美的基本特征与结构，梳理阅读审美的历史流变及其影响因素，回应阅读美学在新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构建具有中国话语特征的阅读美学理论体系。

“阅读社会学”研究为理解阅读的社会属性提供关键视角。阅读行为受阅读主体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诸多环境条件的影响与制约^［4］。阅读社会学研究是我们揭示阅读活动与国家发展、社会变迁间的深层联系，明晰阅读行为社会价值，优化社会阅读效果的重要方法。我国关于阅读的社会功能以及读者结构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系统构建阅读社会学知识框架的研究仍亟待推进。未来，阅读学研究应当更加着力于将知识建构扎根于中国社会发展脉络之中，最终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关怀的自主知识体系。

“阅读能力分级”研究为图书创作、推广与阅读教学提供科学依据。在“全民阅读”持续推进的当下，现有工作重心已逐步从阅读习惯养成转向阅读能力建设，使阅读真正成为每位公民应具备的基础素养与核心能力。在这一议题上，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着手展开探索，如美国的“蓝思分级”测评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尚需探索建立一套立足中国文化基底、读者认知结构的阅读能力等级标准，厘清阅读能力的构成要素、分级逻辑，推进测评工具的开发与应用，牢牢掌握阅读能力测评的学术话语权与实践主导权。

“阅读状况调查”是把握全民阅读实施动态、评估工作成效、优化政策实施的核心依据。尽管国际上早有关于阅读状况调查的方法与范式，但面对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系统、科学地开展全国性阅读调查本身即是一项复杂工程。此外，如何对调查数据进行专业分析与有效转化，使其真正成为全民阅读工作的决策支撑，也是当前亟待深入思考和破解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须构建一套全国统一、科学精确、行之有效的阅读调查方法论体系，基于不同维度划定阅读调查的核心指标，依托数据模型建立常态化的阅读状况监测与评估机制，最终思考阅读调查开展的具体实施路径，为全民阅读工作的精准推进提供实证支撑与决策依据，为我国阅读学发展提供方法论层面的重要支撑。

“阅读资源建设”是建立健全阅读服务保障体系的关键环节，是回答全民阅读“读什么”的重要突破口。正因如此，我们更须牢牢掌握阅读资源建设的主导权，持续推动优秀内容进入公众视野，确保阅读工作真正覆盖所有群体，满足多样化的阅读需求，从而构建起可持续、全覆盖的全民阅读长效发展机制。下一步，我们应当着力梳理我国阅读资源的主要类型和样态，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阅读资源调查与采集体系，摸清我国阅读资源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更深一步思考我国阅读资源建设的新路径，如资源库建设以及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为我国阅读资源的持续更新与有效利用注入新动能，以此完善我国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用框架。

“创新”意味着对现有格局的突破与超越，要求我们批判性审视我国阅读学的既有成果，以发展的眼光对相关理论进行更新与完善，从而保证我国阅读学研究始终走在时代发展前沿，保障中国阅读学的先进性与生命力。

1. “数字阅读”的理论构建

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阅读活动中最显著的变化，其突破性地重塑了阅读的基本样态。传统阅读学受时代局限在此方面略显薄弱，亟须实现理论的创新与突破，推进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数字阅读理论体系建设与完善。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加深思考。

在阅读形态方面，数字阅读呈现出非线性和多模态的特点。一方面，数字阅读突破了以文字为主导的单一结构，与图像、音频、视频、超链接等模态形式深度嵌合，极大丰富文本的表现维度和内容深度。另一方面，数字阅读可轻松实现文本之间的跳跃式导航，由点及面，形成庞大的阅读文本网络。这一变化要求我们在阅读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突破文字阅读的传统范式，将数字文本视为一个系统整体加以考察，厘清不同模态之间的串联逻辑，思考模态组合下的文本阅读方法论。

在阅读行为方面，数字阅读重塑了读者的阅读方式。通过搜索和筛选，读者可以迅速获取理想的阅读资源，极大减少了阅读准备阶段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但同时，数字技术也促使快餐式、随意性、碎片化等追求轻松、愉悦的阅读方式盛行开来^［5］。另一方面，数字阅读加强了作者与读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连接，读者可以基于线上平台对文本内容进行即时批注，发表个人见解，参与互动式讨论，使阅读成为一种能动性的社交活动。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阅读行为从前期准备到后期思考与反馈的全过程，构建数字时代下阅读行为理论新范式。

在社会文化方面，书籍作为一种信息和知识的工具性载体，具有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效用^［6］。数字阅读作为当前社会重要的阅读形态之一，深度嵌入公共文化服务和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数字阅读理论的构建，不仅应当思考数字空间的文本创作内容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多重作用，同时也应正视算法推荐、商业逻辑等因素对数字阅读生态的深刻影响，构建中国视域下数字阅读的管理体系和治理框架。

2. 人工智能时代的视野突破

人工智能的飞速崛起，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固有生产方式，在此技术推动下，阅读正在面临与数字化转型相比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文本创作和传播方式，更在重塑读者的阅读能力和阅读行为。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以更为前沿的学术视角，从理论层面对人工智能时代阅读行为和阅读活动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作出学理回应，同时立足当下实践，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布局。

首先，人工智能正在深度介入文本生成与内容组织过程。依托海量的数据模型，人工智能能够快速完成文本的撰写、内容的提炼以及不同语码的转译。这虽极大提高了文本创作的时间效率，但其真实性与权威性不足的问题亦不容忽视。倘若读者面对的文本越来越多地具有“机器参与生成”的属性，势必对阅读质量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我们亟须加快开展人工智能时代阅读学相关研究，从文本生产伦理、内容质量监管等多维度系统探索阅读活动的未来发展路径，辩证审视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构建全面、前瞻的人工智能时代阅读学理论框架。

其次，人工智能正在冲击阅读能力的既有框架。随着人工智能辅助阅读的广泛应用，过去需要读者自主思考完成的文本解码，如今可由人工智能部分或完全代行，这一形式在降低读者认知负荷的同时，也可能潜移默化地削弱读者的深度思考能力，进而对其阅读能力的提升构成潜在影响。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阅读能力的培养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其核心范畴不再仅限于文本选择、解码质量与速度提升，还应拓展对人工智能的提问和批判思考能力，让人工智能真正为读者全面发展赋能，而非取代读者主体性的固化介入。

最后，人工智能正在改变阅读活动的整体样态。在教育领域，人工智能辅助阅读正在推动阅读教学的范式转型，从原有的识字教学和文本理解，逐步转向人机协同新型教学模式。在社会层面，更具运算力的推荐机制正深刻重构公众的阅读选择模式，这种变化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内容供给生态，同时也潜藏着信息茧房、认知同质化等风险。中国阅读学的创新与完善，必须以回应社会发展需求为基本立足点，面向人工智能在阅读活动各维度的应用，实现学术前瞻与实践关切的双向驱动。

“体系”是对某一学科研究方向与研究维度的系统性整合，形成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互为支撑的学术脉络，为该学科的持续发展与知识积累提供稳定框架。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深入推进的重要时期，面对更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和实践需求，阅读学应当进一步完善其体系架构，确保研究内容覆盖全民阅读工作的各个关键领域。具体而言，新时代阅读学的体系架构至少应包含三个部分：基础类研究、方法类研究和保障类研究。

基础类研究处于核心地位，旨在为其他研究奠定理论基石，提供概念工具。其内容主要涵盖五个核心板块。一是导论性著作，作为学科基本范畴的奠基性文本，旨在厘清阅读学的基础要素和学科架构；二是阅读史梳理，在史料梳理中把握阅读形态的演变轨迹，构成学科的发展脉络；三是术语研究，由此保障学术对话的精确性与一致性，构建我国自主的学术话语体系；四是政策梳理，使理论研究与现实关切形成有效衔接；五是交叉视野，加强阅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如阅读与人脑、阅读与心理，不断巩固与拓展阅读学的理论基底。五大板块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既为阅读学的长远发展筑牢根基，也为中国阅读学搭建起逻辑清晰、支撑有力的基础框架。

方法类研究是理论向实践的转化环节，旨在为个人、组织以及社会提供实践指引，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文本类型、阅读目的提供方法教程。从读者群体区分，我们可将研究细化为亲子阅读方略、少儿阅读方略、老年人阅读方略等；从文本类型区分，我们可将研究细化为古典文献阅读方略、中国现当代文学阅读方略、新闻阅读方略、法律文本阅读方略等。从阅读目的区分，我们可将研究细化为工具类书籍阅读方略、学习类书籍阅读方略、休闲类书籍阅读方略等。通过上述针对性的分类研究，形成多层次的阅读方法体系，精准回应读者的多元化阅读需求。

保障类研究是全民阅读工作的实践支柱，旨在聚焦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学术研究，助力全民阅读各项工作的深入推进。重点议题应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阅读资源建设研究，通过梳理我国阅读资源的基本形态，完善阅读资源采集、开发、管理、数字化与信息化等相关工作，保障全民阅读的内容质量与资源配置。二是阅读状况调查研究，通过构建科学有效的阅读状况数据采集、分析、评价和监管体系，保障我国全民阅读工作落实的精准性和实效性。三是全民阅读新技术开发应用研究，通过建立阅读新技术的规范化研发与技术标准体系，保障新技术在阅读场景中的落地应用。四是阅读能力等级标准研究，通过厘清阅读能力的基本维度，构建阅读能力标准化等级体系与测评体系，为提升我国国民阅读能力和科学文化素养提供数据参照。通过上述议题的研究，形成一批兼具学术厚度、现实温度与实践力度的理论成果，为全民阅读工作提供具有解释力、操作性的专业范式，保障全民阅读工作的科学化发展。

同时，中国阅读学的构建还需注重各个维度的横向连接，打破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壁垒，构建起更为全面立体的阅读学知识体系。例如，读者群体阅读方略研究应深度融合阅读心理学相关理论，系统把握不同读者群体的心理预期、心理状态和心理负担，使方略设计实现身份特征与心理机制的精准对接，提升阅读指导的适配性。再如，阅读状况研究应主动与阅读社会学相衔接，系统考察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元因素对公众阅读行为、能力及质量的影响，着力构建起更为系统科学的调查与分析体系。

“实践”是在意识架构的基础上，将理论、思想转化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让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度落地落实。在《条例》颁布施行的关键节点，中国阅读学的实践性探索，应将阅读学研究与《条例》紧密对接，使阅读学研究真正为全民阅读工作提供有力参考。

《条例》在总则第一条点明立法目的，即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就要求阅读学的未来研究自觉以此为目标导向，着力揭示阅读活动的公共属性与社会价值，使其成为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阅读学理论需要从概念层面回答阅读服务国家战略的逻辑连接，提升阅读学研究的思想站位；另一方面，在方法论构建上，阅读学研究应进一步强化应用导向、思考实践范式，如阅读在“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和实施路径，为制度落实提供可供参考的理论方案。

在阅读推广层面，《条例》鼓励开展内容健康向上、展现文化底蕴、形式丰富多样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并对全民阅读活动周、培育全民阅读活动品牌的设立和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基于此，阅读学研究应当着力深化对阅读推广工作的系统思考，既要探讨阅读活动的多样性，也要构建科学有效的推广效力评估评价体系；既要为主管部门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决策参考，也要为推广工作与媒体、学校等多单位的协同联动规划可落地的实践路径，形成更行之有效、协同共创的阅读推广机制，助力全民阅读工作的深入推进。

在阅读服务层面，《条例》明确要求加强全民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推动阅读相关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阅读学研究既要立足全局视野，系统审视我国阅读设施建设的属性特征、问题短板与完善路径；又要兼顾微观视角，从区域维度（城市、社区、乡村）与功能维度（学校、企业、工厂）开展专题研究，深入考察不同场景的现实基础、读者画像与实际需求，从学理层面规划对象精准、路径清晰、机制健全的阅读服务体系，为我国各场景阅读设施的建设与管理提供依据。同时，《条例》中还明确提及数字阅读的服务工作，在此指引下，阅读学研究不仅要深入探讨数字阅读形态特征与运行机制，还应聚焦数字阅读服务体系的科学构建，思考数字阅读内容的遴选和管理机制，以及数字阅读的可及性问题，满足各类读者的数字阅读需求。

最后，在阅读保障层面，《条例》着重强调了对重点地区（包括农村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及欠发达区域）与重点群体（如少年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的阅读条件保障。下一步，阅读学研究应当重点关注相关地区和群体的阅读环境、阅读体验和阅读需求，基于科学调研和实证分析，形成真实的学术调查报告，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为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阅读保障体系，阅读学研究还应进一步思索推进阅读分级体系的建设，保障不同阶段、不同背景、不同需求读者都能获得适宜的阅读资源，并积极推动自身与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深入探讨阅读在教育全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贯穿教育始终、赋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中国阅读学在数千年的赓续与演进中，积淀形成具有深厚底蕴与鲜明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全面推进的制度背景下，围绕《条例》内容，深化并拓展阅读学相关研究，推动中国阅读学的完善与创新，是当前我国阅读学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是推动我国阅读学理论深化的时代所需，是提高我国国民科学文化素养的关键环节，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我国文化繁荣的必经之路。

未来，中国阅读学更应植根历史、立足当代，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提炼阅读学本土理论方法。同时结合当代所需，进一步提高阅读学的政治站位，把握时代发展脉络，牢固树立时代使命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思考中国阅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路径，让阅读学研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为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发展战略服务，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