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佩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传统史学依赖文本与口述证词，而影像史料则通过视觉语言拓展历史证据的维度。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影像史学的关注逐渐升温，从早期台湾学者周梁楷的引介，到大陆学者张广智等人的理论探索，影像史学的研究框架日趋成熟。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战乱与社会变革中，诸多珍贵文献或散佚不见，或留存于海外。在西方国家的政府档案、军事记录、媒体报道以及个人收藏里，保存着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照片、纪录片、宣传画等影像史料。这些史料不仅记录了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革命的观察与认知。然而，目前学界对这类影像史料的系统性整理仍显不足，其史料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通过系统挖掘散落海外的影像史料，不仅能够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边界，也能在跨文化对话中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中国共产党历史影像史料的来源呈现多元化与国际化的特征。海外中共影像史料主要分布在欧美及亚洲多国的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也有一部分为私人所藏。这些影像记录，借助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际的多维收藏体系，共同构建起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立体史料网络。

（一）海外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收藏的中共影像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有系统的军事及外交史料，作为严格意义的档案，其来源具有可靠性、系统性的特征。该馆藏有众多记录中共敌后抗战的珍贵影像，特别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考察期间拍摄的历史照片。此外，馆内有数百小时、近千个片段反映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以及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纪录片。

俄罗斯联邦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涉及中共党史、俄（联）共（布）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其中保存的中国共产党个人档案，涉及陈独秀、李大钊、罗亦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赵世炎、陈潭秋等数百位中国共产党领袖与著名革命人士，每份档案几乎都附有照片。此外，该馆收藏的两张中共五大会议现场照片，直接证明了大会的召开，也填补了党代会现场影像史料的空白。在俄罗斯国立电影照片资料档案馆发现的54秒的珍贵影像，为迄今所见陈独秀、刘仁静、瞿秋白活动的唯一动态影像。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有《各国共产党关系杂件·中国部》《各国共产党关系杂件·中国部·附属物》等资料，收录了1927—1941年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及影像。日本京都大学收藏有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3.5万余张照片，拍摄于1939—1945年，记录了战时华北地区的交通、产业与社会风貌，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活动提供了“他者”视角。

荷兰国家档案馆收藏的20世纪20年代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任内档案中，包含1927年4月张作霖军警在北京东交民巷抓捕李大钊等人的档案全宗。该卷宗保存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就义时的照片，是研究大革命时期国共北方党务的重要文献。

（二）记者、摄影师、军事情报人员拍摄的中共影像

即便国民党政府采取多种举措对外国记者有关红色中国的报道加以限制，但仍有至少40余位外国记者冲破封锁，前往陕北开展采访报道工作。在众多外国记者之中，埃德加·斯诺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1936年，他访问陕北，其在报刊以及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中首次向世界呈现中共领导人的真实生活以及红军训练的场景，其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肖像成了中共形象的标志性符号。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所拍摄的近千张照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况，内容包括毛泽东等领导人、红军宣传队女战士、八路军小战士、民兵及儿童团员等多类人物形象。

在影像记录方面，哈利·邓汉姆于1937年拍摄的《中国的反击》是第一部全面展现延安的动态影像，在美、苏等地公映。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与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先后访问延安，拍摄了《通往延安之旅》《毛泽东的工作的一日》等影像片段，这些作品在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争取国际支持方面发挥了作用。

美联社记者杰克·贝尔登从军事观察员和战地记者的视角，用影像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活动以及根据地建设情况。1937年，海军情报观察员卡尔逊从军事视角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策略进行了分析，并进行了实地拍摄。

这些外国记者、摄影师、军事情报人员所拍摄的影像资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进行海外形象塑造的关键史料。

（三）海外报刊中的中共影像

作为中共海外影像史料的第三个重要来源，国际主流报刊的影像报道以即时性、真实性的特点，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重要活动。《伦敦新闻画报》刊载了卡尔逊拍摄的华北中共军队的抗战照片。1927年，德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分部于柏林出版了标题为《觉醒中的中国》特刊，收录了邓演达等人物影像，以及广州罢工委员会等场景照片，是研究国共合作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珍贵史料。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博斯哈德写的六篇通讯，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对中国红色根据地以及毛泽东的相关情况予以报道。

如果考虑传播的广泛性，美国媒体报道中的影像史料值得关注。这些影像主要对抗日战争以及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社会民生状况予以记录，其中涵盖武汉会战、台儿庄战役前线、重庆谈判、“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解放前夕的上海等内容。例如，哈里森·福尔曼在《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报纸上刊发了多篇有关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新闻报道，其中刊载了大量他拍摄的照片。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编印《日本大事变画报》《亚细亚画报》《大陆画报》等多种中文画报，其目的在于配合其军事侵略，开展奴化教育。《北支》是抗战期间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主办的摄影杂志，其内容主要为日本入侵中国后对当时中国进行考察并予以介绍的图文报道，内含上千幅照片，所涉题材颇为广泛。

总体而言，海外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影像资料数量庞大、种类丰富，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影像史料，通过不同的拍摄者和收藏者的视角，共同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中共历史影像档案库。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以影像史学这一术语，来表达“视觉影像和影片话语用来传达历史以及对历史的见解”的概念。这种理论范式启发了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即一种以历史影片为载体、以视听为阅读方式，区别于以文字为主要方式的历史研究。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海外收藏的影像史料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和多元视角，为学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研究资源。

（一）影像史料具备直观性与真实性的特征

影像作为历史记忆媒介的一个明显优势是，尽管拍摄时拍摄者意图不同、视角不一，但照片一旦形成，也就具有了直观性和真实性。当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在陕北将镜头对准红军时，他定格了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真实形象，有力打破了外界此前对于毛泽东形象的不实传言。汉森、卡尔逊等人拍摄的影像则真实呈现了红军战士训练时的坚毅神情、根据地军民劳作的和谐场景，其真实生动的画面提供了文字所难以展现的感染力。

（二）影像史料能够补充文字史料的不足

长久以来，历史记忆与叙述主要借助文字，以事后追忆和阐释的方式开展。随着摄影与摄像技术的发明及运用，影像开始参与历史的记录与表述。海外影像史料极大地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多元视角，与国内文献形成互补。1938年8月8日，《生活》杂志的主题是共产党军队在延安指挥华北抗战。配合报道，该杂志刊发了“在延安山谷中练兵”“朱德与康克清”“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师讲课”“窑洞里的进步学生”等照片，为上述文字描述提供了可视化的佐证，增强了其可信度。

（三）中共影像史料促进了话语权建构

在历史研究中，海外影像史料为诠释中国革命提供了无可取代的视角。作为跨文化产物，“他者”视角下的中国革命影像既反映了观察者的文化立场，也参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建构。影像主要通过视觉形式传递信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内容皆凝聚于影像之中。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和军事人员所拍摄的八路军抗战照片，通过国际媒体的传播，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真实情况，打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1937年10月11日，《生活》杂志通过两个主题对当时的抗战进行了介绍：第一个主题对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有暗讽之意；第二个主题则以“中国共产党人前来驰援”为题，刊载了23张照片，对延安的抗战进行报道。这一精心构建的视觉呈现，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共坚定的政治形象，有力地扭转了此前的刻板描述。

中国共产党人前来驰援

（四）海外影像视角在跨国流动与传播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抗战爆发之初，外国记者打破封锁，进入延安，其拍摄的影像及其撰写的报道，往往率先在海外出版和刊载，随后再由国内媒体进行转载或评论，由此形成了延安新闻“由外向内”的独特传播路径。这种跨国影像流动，既记录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更揭示了国际势力对中国革命的关注与介入。

在充分认识海外中共影像史料研究价值的同时，也必须客观审视其存在的局限性。

第一，技术条件的限制不容忽视。在中共成立早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笨重的摄影设备和昂贵的胶片使得动态记录极为困难。因早期拍摄条件简陋（如感光不足、画面抖动）和洗印工艺落后（如颗粒粗糙、跑光），导致其原始画质损失严重，先天缺陷明显。而且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影像在保存、运输、使用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脏点与划痕，导致内容模糊不清，难以被准确辨识，极大削弱了其作为历史证据的可靠性，阻碍了有效的研究利用。

第二，政治因素与历史环境造成影像史料分布不均。从时段分布来看，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影像史料较为丰富。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因政治因素导致关键历史节点的影像史料出现人为的、政治性的巨大断层。随后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处于严酷的战争与生存环境中，影像史料付诸阙如。

第三，大量极具价值的历史影像仍散存于海外各类机构以及个人手中，长期处于“沉睡”状态。例如，俄罗斯各类档案馆就保存了丰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影像史料，这些资料虽已引起学者关注，但尚未得到充分挖掘与系统整理。美国藏中共对外交往历史文献数量庞大，目前学界对其挖掘、整理与运用仍较为匮乏，需要系统梳理搜集。

影像史料的运用正在重塑中共党史研究的格局，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史料范围的扩展，更表现为研究方法论的革新。

从历史文献整理的角度来看，系统地整理史料，对于准确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至关重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依托国内影像史料，还需大力拓展对海外所藏中国革命影像史料的挖掘与研究。此项工作需突破传统范式，系统化整理相关中共影像史料。首先，需从资源普查入手，全面掌握目标机构的具体收藏情况，然后建立系统化的工作体系，对散存于各国档案馆、大学特藏库和私人收藏中的影像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鉴别与整理。其次，鉴于绝大多数影像史料未留存必要的文字说明，故而需对其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历史要素信息进行初步整理、分类，并依据相应学术规范进行著录，为利用者提供准确的基本信息与检索途径。最后，需对收集到的影像史料实施数字化处理，将其转化为独立的电子影像文件予以保存。

影像史料的运用必须建立在严谨的方法论基础上。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需要警惕两个潜在的陷阱：其一，影像史料所指向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这与相对明确的文字史料具有显著的不同，除非拍摄者能够留下明确说明意图的文字记录，否则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解读极易导致误判；其二，从影像制作层面看，海外中共影像史料大多无署名或确切日期，只能推断大致年代，这给分析影像的创作意图与接受情况带来极大的困难。基于此，对于影像本身的辨识是研究者的首要任务，需要仔细审视影像呈现的细节。语境重建同样至关重要，只有结合当时的政策文件和其他相关记载，才能准确判断其性质。多源互证是克服这些困难的重要方法，孤证不立，无证不信，必须避免以偏概全。

影像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独特载体，其学术价值日益凸显。散存于海外档案馆、私人收藏以及媒体报道中的影像资料，虽难以构建起完整的历史图景，却能以生动的视觉细节补充文字史料之不足，为理解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政治博弈和社会变迁提供独特的视角，其价值不仅体现于直观展现历史场景，更在于其作为“历史的视觉碎片”所潜藏的深层研究的可能性。

海外中共影像史料无疑是宝贵的研究资源，但在使用海外中共影像史料时，我们必须审慎对待：一方面要正视其局限性，如保存状况与拍摄者立场、创作意图等；另一方面需采用科学研究方法，如通过多源互证进行交叉比对，运用图像学方法解析视觉符号。尤为关键的是，应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建设影像数据库，通过大规模图像分析发掘潜在的历史模式，以服务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

来源：社会科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