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多种重要发明，如制瓷、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对世界文明的进程贡献巨大。然而，玻璃这种人工材料却不是我们最早发明的。根据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玻璃诞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玻璃诞生后，经过上千年的磨炼，才从制作小件的玻璃饰品，发展到制作玻璃容器。

与西亚玻璃相比，中国玻璃出现得较晚。春秋末战国初，西亚的玻璃珠饰经过中亚游牧民族的中介，作为贸易品进口到中国的中原地区，最为典型的是西亚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亚的舶来品。

到战国中晚期，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外观上与西亚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饰。西方的玻璃多用苏打做助熔剂，称之钠钙玻璃，中国可能由于缺少苏打资源，最早生产的是铅钡玻璃。中国战国时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纹饰色彩艳丽，尺寸较大，几何图案丰富多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大量的发现。

中国玻璃的诞生可能受西亚影响，但是新建立起来的玻璃业很快就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生产玉的仿制品。中国人对玉这种天然材料，有一种极浓厚的偏爱。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尸体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专门为保存遗体而制造的，称为“葬玉”。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和握玉等。

作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现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战国中期在湖南地区就广泛地用于丧葬。玻璃璧在西汉时期还继续使用。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块西汉玻璃璧，直径达23.4厘米，重达1.9公斤，可称为玻璃璧之王了。

汉代的玻璃容器也已开始生产。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两件比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绿色不透明，内含小气泡，铸造成型。玻璃杯淡绿色半透明的质地，与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发掘简报中被误称为“玉杯”，可见汉代玻璃仿玉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2009～2011年，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磬，其尺寸与石磬相仿。汉代就能够制造这样大型的玻璃器，令我们对当时玻璃制造业的规模和技术刮目相看。

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成为版图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国（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业是罗马帝国的主要手工业之一。在罗马帝国统治的500年里，玻璃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罗马玻璃输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汉中期。广州市横枝岗的西汉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这3件玻璃碗的器形、颜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蓝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制成型，外壁经过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阴弦纹，内壁光滑无痕。

1981年，江苏邗江甘泉2号汉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块玻璃容器的残片，为紫红色和乳白色相间的马赛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辐射形竖凸棱作为装饰，将遗存的这3块玻璃残片复原的器形是钵。这种带竖凸棱条装饰的钵的器形在我国很罕见，而在公元前后１世纪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广州和江苏邗江的罗马玻璃可能是通过海路输入的。公元前１世纪的一位希腊人周航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写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书中记载了中国的位置和物产，也记载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东运的情况。在东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岛的本地治里出土了公元１世纪的罗马玻璃残片，文献和出土实物都说明最迟在汉代，东西两大文明间即存在着海路交通。

1987年洛阳一座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缠丝玻璃瓶，圆锥形瓶身，长颈，口沿外展后内折成平唇。这种玻璃瓶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30年代，持续到公元1世纪末或公元2世纪初，来自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沿岸。这种玻璃瓶不仅在器形上与中国传统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与中国汉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制法。吹制法最早出现在公元前１世纪中叶的地中海东岸，是罗马玻璃对世界玻璃发展史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罗马玻璃壁薄质轻、晶莹透明，是国产仿玉玻璃无法相比的。罗马玻璃的出现，对国产仿玉玻璃产生了致命的冲击，这种来自异域的玻璃器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战火纷飞，但世家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奢侈成风，互相斗富。在“斗富”中要向对方陈列出自己的宝物，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西方进口的玻璃器便是宝物中的一项。北魏的文献《洛阳伽蓝记》记载：“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这里清楚地记载了从西方进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显示其豪富的宝器之一。

西晋鱼豢的《魏略》记有：“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大秦就是当时文献中对罗马帝国的称呼。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玻璃输入中国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增加。

在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较集中地出土了进口的罗马玻璃。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两件玻璃磨花筒形杯。此外，南京石门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块玻璃残片，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东晋墓出土的浅黄绿玻璃片等都采用了罗马工匠熟练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国北方也发现了罗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鸭形器、碗、杯、钵和1件残器。其中最为精美的是玻璃鸭形器，基本完好无损，仅尾部稍残，玻璃为淡绿色透明，内含小气泡。在河北景县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现存两件，其中淡绿色波纹碗出土于祖氏墓。与祖氏墓波纹碗装饰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国外发现较多，如黑海北岸5世纪的罗马遗址出土过许多波纹、网纹玻璃残片，俄国南部还出土过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口到我国的玻璃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制造业历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纪前后，在两河流域的影响下已开始生产玻璃珠饰等。公元1世纪开始生产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玻璃珠饰、纺轮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萨珊王朝统治，一般将它们简称为萨珊玻璃。

萨珊玻璃器皿造型浑朴，喜欢用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与萨珊时期流行的联珠纹相似。萨珊玻璃工艺继承了罗马玻璃工艺的特点，特别是发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艺，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个个小凹透镜。透过碗前壁的凹球面装饰，可以看到后壁的数个小圆形装饰，充分表现出玻璃变幻莫测之美。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于江苏句容春城刘宋时期一座墓葬，墓主人为刘宗，埋藏的年代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这件碗的器形为侈口、颈微收、球腹、圜底，口径8.5厘米、腹径9.1厘米、高6.3厘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装饰，由于六排小凹球面有规律地相互错叠，所以从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联珠纹，而是由小六边形构成的龟甲纹。碗的底部也有一个外缘呈五边形的凹球面。

这件玻璃碗无色透明，几乎不含任何色调，内含气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样洁净晶莹，说明玻璃原料经过精选，熔制温度比较高。碗壁较薄，器型规整，可能是有模吹制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纹饰都是采用冷加工工艺，磨琢抛光而成的。其器形与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样，腹部的纹饰则与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错叠，构成六边形的龟甲纹，是伊朗高原萨珊王朝的典型产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时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萨珊玻璃。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各国，成为第一个可以和南方汉族政权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权在平城近百年的经营中，大力学习汉族文化，并占领控制了河西地区，使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到平城。依据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应早于孝文帝执政，即不晚于公元5世纪中叶。在大同北魏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出土萨珊玻璃说明北魏与西亚关系相当密切。

萨珊玻璃精品中还有一种是高浮雕的玻璃。这种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国发现。1983年秋，宁夏固原县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夫妇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这件玻璃碗与同墓出土的鎏金银胡瓶为东西贸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伊斯兰玻璃在世界玻璃历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当罗马帝国衰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伊斯兰阿拉伯于公元７世纪统治了地中海东岸，继承了已经衰败的玻璃业，使罗马玻璃的精湛技术免于失传。

在以后的800年中，伊斯兰玻璃始终持续发展，并于14世纪将玻璃制造技术反传回意大利的威尼斯。众所周知，现代玻璃是从威尼斯玻璃发展而来的。伊斯兰玻璃除了继承罗马玻璃的技术外，在玻璃装饰技术上也有所突破。金属光泽彩绘和釉料彩绘是伊斯兰玻璃的创新。此外，伊斯兰玻璃在马赛克、刻花、刻纹、热塑、模吹、镀金等工艺上都有所发展。

近几十年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给世界伊斯兰艺术史的学者们以极大的惊喜。1980年之前中国就有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97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1034年）和安徽无为舍利塔（1036年）出土过伊斯兰刻花玻璃瓶。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8件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容器，下限为公元974年；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1018年）出土7件伊斯兰玻璃器；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塔身（1058年）发现伊斯兰刻花瓶。

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玻璃器在中国不断有所发现。辽宁朝阳北塔在修塔过程中发现了伊斯兰玻璃中罕见的瓶中瓶。2003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代墓的发掘，发现了一件完整高柄玻璃杯。辽塔辽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为辽代早期与西亚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说为10世纪初丝绸之路草原线路的重启提供了证据。

2003年在广州市东南15公里的小谷围岛发掘了南汉王朝的两座帝陵。其中一座可以确认是南汉开国皇帝刘岩的陵墓——康陵。该墓出土了玻璃残片一百余件。这批玻璃残片仅有一件修复复原，为绿色玻璃瓶。高12厘米，口径5.2厘米；侈口、圆唇、短颈、折肩、收腹；腹部到颈部装饰有11个竖棱条。在已知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中，还没有见到与此完全一样的玻璃器，但是伊斯兰玻璃中却有相似的器形和相同的装饰。康陵出土的直口鼓腹玻璃瓶和侈口长颈鼓腹玻璃瓶也是伊斯兰玻璃器的常见器形。分析这批玻璃残片的制作工艺和化学成分，可以得出康陵玻璃是伊斯兰玻璃的结论。

南汉康陵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是对历史文献很好的印证。广州自先秦时代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唐代宗视琉璃盘为珍宝的故事也发生在广州。代宗大历八年（773年），路嗣恭前往广州平叛哥舒晃叛乱。广州平定后，路嗣恭贡献给唐代宗一个玻璃盘，直径九寸，代宗以为这么大的玻璃盘是天下至宝了。不久，宰相元载获罪，代宗派人查抄了元载的家，抄出一个直径达一尺的玻璃盘，这个玻璃盘也是路嗣恭平定岭南后送给元载的。代宗发现路嗣恭把最大的玻璃盘没有贡献给自己而献给了宰相，心中非常不快。路嗣恭在广州得到的玻璃盘，应是从阿拉伯帝国运来的西方玻璃，正因这种玻璃盘在中国很难得到，所以代宗“以为至宝”。

由于在中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数量很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多是精品，我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重要的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

从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国古玻璃一直存在着两个系统：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这两个系统的玻璃不仅存在于隋唐之前，也存在于隋唐之后。通过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西方进口的玻璃器一直是中国上层社会竞相追逐的时尚奢侈品。中国国产玻璃的产生和发展与东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关联。虽然玻璃在古代没有发展为中国主要的手工业，但是中国玻璃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印记，产品清新独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来源：文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