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一编写史书的体例。整部书以人物为中心，本处处体现了举贤任能、尊贤敬能的用人思想。

齐桓公“化敌为友”

齐桓公是春秋时齐国的国君，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他之所以能成就霸业，是与杰出的政治家管仲的辅佐分不开。

早年间，管仲是齐桓公的竞争对手公子纠的心腹，在一次偷袭中，管仲将箭射在了齐桓公的腰带上，险些要了齐桓公的命。

齐桓公即位后，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极力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捐弃前嫌，重用管仲。

为了能让当时正在鲁国的管仲回国，齐桓公派人到鲁国，要求鲁国国君杀掉已经逃到鲁国的公子纠，并将管仲绑起来，送回国。若不应允，即兴兵伐鲁。鲁国弱小，鲁国国君只得照办－－他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送回齐国。

管仲自以为必死无疑，大义凛然，泰然处之。不料，当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让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结果，齐国大治，国力大增。

之后，管仲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最终称霸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楚庄王“惩恶扬善”

楚庄王，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在楚庄王即位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楚庄王称霸中原后，不仅使楚国强大，威名远扬，也为华夏统一，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楚庄王刚即位时，大权旁落。为了自保，以待时机，庄王佯装沉迷酒色，并暗中观察各位大臣，对人才之善恶贤愚，了然于胸。

《史记•楚世家》记载：“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楚庄王听政后，便杀了数百恶人，任用数百善人，显示了他对善恶贤愚的明察和励精图治、大展宏图的魄力。

古代，“惩恶扬善”的用人模式，还常常出现在朝代更替的时候。新的政权为了稳住政局，大多会对要对前朝进行清算，并对那些引起极大民愤、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理，以树立新政权的威信。与此同时，也晋升一些民望好、品行端正的清正之士担任官职，以充实新生政权的官员队伍。

燕昭王“引进人才”

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国君，燕国在战国七雄中最弱，更是屡次败于齐国。燕昭王即位之初，便发誓报仇，“卑身厚币以招贤者”。

燕昭王对他的手下郭隗说：“齐国趁着我的国家动乱发动袭击，我深知燕国国小力少，不足以报复齐国。但如果能得到贤能的人才一同治理国家，洗雪先王的耻辱，这是我的心愿。先生见到这样的人才，我愿意亲身侍奉他。”郭隗说：“大王如果一定要招揽人才，就先从我开始吧。那些比我贤能的人，一定会不远千里来投奔您的。”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余皆属燕。”在来到燕国的众多才俊中，乐毅来自魏国，邹衍来自齐国，剧辛来自赵国，在短短二十八年间，燕国便由弱变强，并在一次战斗中大败齐军，攻陷齐国七十余座城池，足见“引进人才”的威力。

《史记》中的用人思想，被后人深为认同。西汉刘向《说苑•谈丛》便说：“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只有真正地欣赏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天下有才之士才会有用武之地，才会充分发挥才能。

（作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执行秘书长。原载中国劳动保障报201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