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明史的版图中，大河始终是孕育人类智慧与社会变革的摇篮。作为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大河，长江以其广袤的流域跨度、多样的环境资源、独特的文化特色，在距今10,000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足以影响东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璀璨文明。 然而，中国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周秦汉唐时期形成的政治、文化上的核心地位，让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长期沉浸在“中原中心论”的叙事中，中原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唯一发源地。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爆发式进展和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面世，人们逐渐认识到长江文明并非黄河文明的次生副本，而是一个拥有独立起源逻辑、独特物质基础及完整演进序列的文明系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要认清长江文明是如何形成以及具有哪些内涵，就需要从史前考古资料出发，剖析长江文明赖以产生的物质文化根基，梳理其从原始村落向早期国家迈进的发展脉络，并概括其在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中展现的突出特征。
一、长江文明形成的物质基础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文化要素集合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包含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生态文化等内容，其中由生产、生活资料及其技术体系构成的物质文化是其他几类文化要素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史前时代的长江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形成贡献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在全世界的大河文明中独树一帜。著名考古学家王巍就曾总结出长江流域先民发明的12项领先于世界或者中国的技术，包括水稻栽培、制陶、城墙建造、造船、榫卯木作等。可以说，长江流域史前居民依托环境资源，凭借技术创新，在农业生产、水资源利用、古城营建、手工生产专业化等方面为长江文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稻作农业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之一，率先完成了稻、粟、黍、大豆等作物和鸡、猪等动物的驯化。从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16,000年前水稻遗存，到距今约10,000年的上山文化栽培稻，以及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巨量稻壳堆积、大规模水田遗迹，以及不断走向成熟的稻田管理、犁耕和播种技术，都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原创地。水稻是长江流域先民给予人类的最大贡献，而稻作农业也是长江流域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粟作农业的突出特征。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最新《谷物供需简报》数据，2025—2026季全球稻米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616亿吨[1]，这些稻米可以为全世界约一半人口的生存提供保障。可见稻作农业的出现与发展，是推动人类繁衍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食物来源。对于史前长江流域而言，稻作农业不仅塑造了先民的饮食习惯，对于长江文明的形成也具有双重意义：一是推动了先民从广谱的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定居的农耕者，稻作农业提供的剩余产品也成为专职手工业者和统治阶层产生的先决条件；二是水稻生产中对人力和水土资源的集约化利用，促进了社会协同能力提升和社会组织成长。
（二）水资源利用
与中国北方相对干旱的环境不同，长江干流及其支流形成的河网密布环境，一方面提供了天然水路交通网络和各类水产资源，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水患频发的严峻挑战。故而，长江文明是史前先民在拓展“水利”与防治“水患”的交织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其本质上是一种与“水”密切相关的文明。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众多与“水”关联的实物证据。在长江下游地区，萧山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前后的独木舟，与荷兰佩塞（Pesse Dugout）、法国努瓦扬（Noyen-sur-Seine boat）、尼日利亚杜富纳（Dufuna Canoe）等独木舟，同属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一批舟船。在长江中游地区，澧县城头山城址中也发现了距今约6,500年的船桨、船艄、船板等。舟船的发明提升了人类的水上活动范围与资源获取能力。长江下游史前遗址出土的深海鱼类骨骼，以及玉器流通、白陶传播等考古证据，也表明水运交通极大拓展了先民的生存资源与活动半径，通过水路进行的长距离交流和贸易在长江流域早已存在。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修筑了能够拦蓄与导流洪水的大型水利设施。例如在良渚古城外围，先民利用山体与30多条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山前长堤构筑了水利系统，而长江中游的屈家岭遗址、城河遗址、九里岗遗址也都发现了史前水坝或蓄水设施。这些水利设施服务于抗旱、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多重需要，体现史前居民的治水理念由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控水、用水。同时，这些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需要统筹大量的人力、物力，标志着社会组织能力的高度集中，是文明形成的重要物证。
（三）城址营建
城市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不晚于距今6,000年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具备防御功能的史前古城。在长江下游地区，近期发现的无锡斗山马家浜文化时期城址具有依山而建、内外壕形制、墙体局部包裹石块等特征，这些特征在时代更晚的良渚古城营建上也有体现[2]。在长江中游地区，考古所知最早的城址为澧县城头山和天门龙嘴。到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至少已经建成了15座城，它们相对集中地分布在洞庭湖西北部、汉水西部，以及江汉平原北部—大洪山以南三个区域[3]。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直到距今4,500年之后才陆续出现多座宝墩文化古城。这些城一般采用斜坡堆筑法修建城墙，存在大型公共建筑基址，不过城内没有明显的层级秩序分化。研究者认为成都平原的筑城技术受到了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4]。总体看来，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具有防洪、供水与交通等多种功能，是区域性中心和资源再分配的枢纽。这些城有着诸多共性特征，如多重环壕结构、墙垣为平地起建、城内存在功能分区、有高等级居住区或大型礼仪性建筑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下游、中游还是上游，最早的城都建成于该区域步入文明的前夜。
（四）手工生产专业化
长江流域先民发明了大量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杰出手工业技术，包括全球最早的制陶术（万年仙人洞遗址，约20,000年前）、彩陶技艺（义乌桥头遗址等，约9,000年前）、大型水坝系统（余杭良渚古城，约5,000年前），以及已知中国最早的酿酒工艺与新石器时代村落（浦江上山遗址，约10,000年前）、独木舟制造（萧山跨湖桥遗址，约8,000年前）、白陶工艺（洪江高庙遗址，约7,000年前）等。这些杰出的手工技术与纺织、木作、石器加工、骨角牙器制作等共同夯实了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基础。随着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剩余扩大，距今约5,500年之后的长江流域演化出高度专业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并以玉器与陶器制造最为突出。从凌家滩文化到良渚文化的玉器加工技术和玉石加工场、石家河文化的微型陶塑、模件化制作的陶套缸，以及各地专供随葬的陶器等，都说明当时已存在分工明确的专业工匠群体。手工生产专业化是生产力剩余和社会分工扩大的产物，也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进入文明社会之后，长江流域仍然持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如长江下游地区在约4,000年前生产出原始瓷器，长江中游地区在距今约3,500年之后逐渐建立起铜锡开采与输送体系，以及约3,200年前三星堆、大洋洲等遗址已经拥有的独特青铜铸造工艺等。当然，物质文化只是文明诞生的必要条件，文明的最终形成还需考察其是否催生出构成文明社会的全部要素。
二、长江文明形成的历史脉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成果是提出距今约5,800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并先后经历了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其中，“古国时代”细分为第一阶段（距今约5,800—5,200年）、第二阶段（距今约5,200—4,300年）和第三阶段（距今约4,300—3,800年），分别代表社会分化加剧、步入文明社会和文明化加速的发展过程；王朝时代（距今3,800年以后）则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进入新阶段[5]。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江文明的形成与上述结论总体一致，但在具体时间和阶段特征上却与中原地区略有不同。具体而言，相当于古国时代的长江流域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转型期的发展脉络。
（一）萌芽期（距今约6,300—5,000年）
进入本阶段的标志是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史前古城的先后出现，此时的社会分化虽不明显，但血缘纽带已逐渐向地缘关系转变，筑城所需的社会组织和协调能力，都暗示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将到来。距今5,800—5,500年间，长江下游地区的张家港三星村遗址和含山凌家滩遗址的墓葬显著分化，墓葬间的随葬品数量与组合差异巨大，大墓与小墓埋葬空间分离，都有进行大型祭祀的现象。本期不同人群间的文化整合力量加强，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分别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油子岭化”与“崧泽化”现象，反映了区域内的频繁交流[6]。
（二）形成期（距今约5,000—4,300年）
在长江下游地区，良渚古城兴起，其庞大的城市规模、明确的功能分区、人工高台建筑和高等级墓葬的出现、城外大型水坝工程的兴建、以及多层级社会结构与巨大的贫富差距，无不反映了文明社会的到来。在长江中游地区，古城大量涌现，澧县鸡叫城具有三重城壕，而且城内发现了大型阁楼式建筑基址。天门石家河城址的超大规模和水利设施，城内的大型祭祀场所、专业制陶和玉石加工作坊等，表明以石家河古城为权力中心的区域已经进入国家社会的初级阶段。
（三）转型期（距今约4,300—3,500年）
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诸文化的文明化加速发展态势不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在本期经历了深刻的转型。生态环境急剧变化，内部统治体系崩溃、中原文化强势冲击等原因导致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发展的衰落甚至断裂。作为后继者，长江下游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无论在物质或者精神文化的发展程度上都无法与前一阶段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相提并论，社会发展进入转型与重组状态，在为下一阶段融入中华文明大一统进程积蓄力量。这种状况直到深受商文化影响的三星堆、盘龙城、大洋洲等文化出现才发生根本性转变。有意思的是，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地区，本期却建成了一系列古城，社会发展进入文明的萌芽时期。
三、长江文明的突出特征
大约距今6,300—4,300年间，长江文明逐渐形成并发展，考古资料显示其早期演进呈现如下突出特征。
（一）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稳定共存 长江文明的延续性在于其核心文化要素的一脉相承。虽然长江文明的主要物质文化基础形成时间不一，但始终在传承中展现强劲韧性，即使经历了自然环境恶化、文化衰弱和社会断裂，但核心要素并未消失，有的甚至影响到当代居民的生活。而且，这种延续不只是机械重复，它是先民在应对自然和人文环境变化时不断自我调节与再生的结果。 长江文明的创新性在于其具有强大的原创能力。前述长江流域先民贡献的世界和中国“首创”，映射的都是其在物质文化层面的创造能力。这种创新也体现在对外部文化因素的“本地化重构”方面，如中原地区的青铜铸造、礼乐制度，东北地区的治玉工艺等，在经过本地化改造后也成为长江文明的特色并对流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长江文明的创新性还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独特理解方面，如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出的、与水资源共生的“河流文明”模式。 （二）多元性与融合性的辩证统一 在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所构成的广阔空间内，地理环境和资源迥异，使长江文明在形成过程呈现显著的内部差异性。长江上、中、下游各有独立的考古学演化演替谱系和社会演进模式。下游的良渚文化是原生文明的典型，具有“神权、军权与王权”高度统一的特征；中游的史前文化同样具有原生性，但其发展却有着连续且稳健的谱系演变，聚落在从村落、环壕聚落到城的演进中逐渐形成了金字塔形社会结构，以及军权与神权相对独立的特征；上游地区则走出了一条次生文明的发展路径，其先秦时期文化受到了来自江汉、峡江、甘青、中原地区的多重影响，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城，但社会并未产生明显分化，直到三星堆文化时期才踏进文明的门槛。 然而，区域性的多元分化并没有造成文明的割裂。依托长江流域的发达水网和陆地交通，不同区域间保持了频繁的文化和贸易交流，陶器、石器、玉器等物质文化及其生产技术形成跨区域的交流互动。稻作基础、发达水运、河岸城市等共性特征要素，让长江文明内部具备了隐性的文化共识与融合机制。这种“和而不同”的整合方式，使长江文明成为一个既保留区域多样性、又具备内在关联性的开放系统。 （三）神权驱动与地缘聚合的社会整合方式 以神权为核心，超越血缘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也是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的原创性贡献。距今5,000年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民开启了从自然崇拜向神权政治的飞跃，通过对大型祭祀活动的组织、玉礼器的垄断式生产和等级化分配、掌握沟通人神的巫觋阶层形成，以及兽面神徽、刻划符号的使用等，来构建神权的崇高地位和共同信仰的跨血缘认同。与此同时，随着大型公共工程的兴建、不同地位人群的生前与死后空间的分离、聚落间的分化与区域中心的兴起、长江流域内部以及长江—黄河流域交流的不断加强，更早时期的血缘社会逐渐转变为地缘、血缘相融合的社会组织。 长江文明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物质积累、技术革新、社会分化和组织协调能力增强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一场人类在大河之畔构建生存意义的独特探索。长江文明的形成以稻作农业为根基，借助用水智慧、公共工程营建和手工业生产专门化等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距今约6,300年前后逐渐萌芽，并在距今5,000年前后踏入文明的门槛，再经过发展、转型与重组，最终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在这一演进脉络中，长江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多元性、融合性特征，以及神权驱动和超越血缘的社会整合方式，是其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史前时代的先民在与长江共生中淬炼出的韧性与智慧，已沉淀为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文化底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长江造就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7]。 [本文为湖北省社科基金长江文化研究专项重点项目“长江文明考古大系”研究成果]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