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

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向来都是观测天文、研究天文和利用天文的民族，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孕育着极其丰富的天文学史。《史记》作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是纪传体的通史，内容是“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这一百三十篇中有专门讲天文的，就是著名的《史记﹒天官书》，记载的是司马迁及其前人对天文学研究的成就。天官，是指天上的星宿，天官书就是天文学。《天官书》是我国二十四史中最早开创天文志先河的历史著述，对我国天文志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不仅是位伟大的史学家，也是卓越的天文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博学多识，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司马谈的官职是太史令，其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负责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司马谈去世之后，司马迁继父职，做了太史令，继续在史学和天文学方面深耕，终于开花、结果，写出了经典名著，并与唐都等人一起参与制定了汉武帝时期重要的历法－－《太初历》。唐都是当时最高水准的天文学家。司马迁与他共事，可以随时向他请教。因而司马迁在天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司马迁的家学渊源分不开，与司马迁的本职工作分不开，也与司马迁自己的坚韧和勤奋分不开。司马迁发愤著书，感天动地，他把自己活成了天空中最耀眼的星，两千年来滋养着无数读书人的心田，并给予他们巨大的生命力量。

《天官书》全文8107字，正文6896字，赞1211 字，记载了历史上的天文天象与天体的运行规律，表达“天人合一”的理念，探索季节变化与农业丰年，创造中华民族独特的纪年方法。《天官书》正文，是司马迁剪裁熔铸当时的天官星占著作而写成的天文史传。在科学思维的萌芽与宗教、神话相混杂的时代，司马迁创造《天官书》是独具慧眼的，他第一次把古代的天文科学纳入了历史论述的范畴。《天官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司马氏”的星官体系。我国古人为了辨认恒星、观测和记录天象的方便，把相邻或相近的恒星多寡不等地组合起来，并进行命名，称为天官，也称为星官。司马迁把星空划分为五大部分，包括中、东、南、西、北五宫，并加以详细描述。与此同时，他以北极和黄赤道带的中间天区，不属于二十八宿的星官也划归到了五个星宫中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这与后代三垣二十八宿的划分是不同的。

《天官书》还记载了五大行星，分别是木星（岁星）、火星（荧惑）、土星（填星）、金星（太白）、水星（辰星）。木星是五星中最大的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一周约为十二年，是一颗吉祥的星。火星在中国古代被看作是一个不吉祥的星，当天下无道之时，哪个国家的星空之上出现火星，那么这个国家就有灾祸降临。土星每约二十八年绕天一周，每年进入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是一颗吉祥的星辰，“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金星又称太白金星，介于水星和地球之间，在地球上观测金星，光芒莹白，也称为启明星。水星，不容易观测，只有日出或日落时才有可能观测到。同时，《天官书》还对日、月、异星和云气作了简短的描述。日只讲了晕、虹与食，而且偏重于占卜。月讲到月行、月食和占卜。《天官书》对异星的考察，主要有国皇星、昭明星、五残星、大贼星、司危星、狱汉星、四填星、天狗星、格泽星、长庚星等，对这些星体的变异进行判定。《天官书》对云气的瞻望，也有占验的成分。文中指出，凡是望云气，若仰面才能望见，云气距人不过三四百里；若平望过去，见云气在树梢之间，相距大约千余里到两千里；若登高而望，才能见到云气与地面相连，距人约有三千里远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天官书》中有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 。1995年，在新疆尼雅遗址的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汉代蜀地织锦，上面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汉隶文字。这块织锦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境内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有“中国”字样的文物。

《天官书﹒赞》是《史记》全书中唯一的一篇长赞，系统地表达了作者天人关系的见解。尊重事实，承认自然界和社会活动的客观现象，这是一个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取得成就的立足点。司马迁非常强调观测的重要性，并亲自考察百年以来的“行事”，得出“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这样的承认自然界客观规律的科学结论，这是相当进步的思想。

司马迁作为天文学家，他能够把天文现象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用天文学来解释历史规律，这一点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司马迁在《天官书﹒赞》中这样写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出现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现象，联系到国家兴衰成败、诸侯力政、五霸迭兴及至战国到秦汉之际的社会动荡不定，可以得出，天体运行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一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为国者必贵三五。司马迁讲天运，更重在讲人事，特别强调当政者一定要重视三十年和五百年。三十年是一世，在农业社会，英明的君主如果三十年励精图治，一个国家便可以由贫到富、由弱到强。五百年是一个漫长的年月。孟子曰，五百年必有圣人出。圣人出是要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的。因而三十年和五百年非常重要！

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并没有跟风盲从，而是要“究天人之际”。其思想倾向是天人相分，强调成败兴衰在于人心向背。司马迁在“日变修德”一段中，明确表示：“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强调统治者在“天变”面前修德、修政的重要作用，重视人心向背，这是非常重大的进步！

《天官书》开创了把天文学载入国史的先例。至此以后，历代许多正史，《天文志》记载天文星象，《律历志》记载历法，《五行志》记载天变灾异，成了必备的体例。自五帝时期的重、黎到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两千多年，从司马迁到今天，也是两千多年，司马迁砥柱中流，承前启后，创造出独特的天文观，通过《天官书》集中地体现出来。每当夜晚仰望苍穹，望着满天星斗，叹人世有代谢，羡星体之永恒，不禁感慨系之。人类何其渺小，当且行且珍惜！

（作者是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执行秘书长。原载2025年《史记论丛》第二十一集。）